[P][ALIGN=center][FACE=sans serif][BGCOLOR=#f8ecd8][B][COLOR=navy][SIZE=22pt]曾子文化概述[/SIZE][/COLOR][/B][FACE= ][COLOR=#464646][SIZE=10][/SIZE][/COLOR][/FACE] [/BGCOLOR][/FACE][/ALIGN][/P][P][FACE=sans serif][BGCOLOR=#f8ecd8][SIZE=4][COLOR=#464646]曾子认为，孝道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无所不在，无时不用，无所不包，那就不能仅仅适用于父母与儿女之间，还应该扩展到社会。因而把弘扬孝道与转变社会风气进而寻求治世结合起来，主张以孝治民，以孝为政。
     曾子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有五条原则：尊重有德的人，尊重地位尊贵的人，尊重老年人，尊敬年长的人，慈爱年幼的人。这五条，是先王用来安定天下的原则。为什么尊重有德的人? 因为他们接近于圣贤之道的要求；尊重地位高贵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国君；尊重老年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双亲；尊敬年长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兄长；慈爱年幼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儿女。因此，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了，达到悌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霸者了。之所以说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是因为即使天子也有父母；之所以说达到悌的标准就接近于霸者，是因为即使诸侯也定然有兄长。对上述先王的教导沿袭而不改，就可以用来领导天下国家。”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 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 (以上数句，《吕氏春秋•孝行》引。此下数句与上文浑然一体，故亦视为曾子之语。)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从而将行孝和治理国家视为一体。曾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为人死之后容易被忽视，年代隔远了容易被忘记。如果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丧尽其礼而祭尽其诚，并且把这种诚心推而广之，人民的道德风尚就会归向淳厚朴实。
     在儒家思想中，孝悌与治理国家、移风易俗是一致的。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曾子认为“孝子善事君，孝弟善事长”(《曾子立孝》)，孝养父母与忠于事君，两者 是一致的。因为曾子的“孝本”思想，要体现的是父母的价值，为了父母的荣耀，可以做官，可以作战，而且都要干好，否则便是不孝：“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礼记•祭义》) 曾子决不是消极避世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等语，无不透露着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其谨慎小心和尚勇之气，并不矛盾。曾子把家庭看成一个小社会：“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赐予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主也。”(《曾子立事》)在这里，父亲俨然是国君，其他则是臣妾。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当孝子，也能当忠臣，曾子的本意就在于此。 [/COLOR] [/SIZE][/BGCOLOR][/FACE][/P]

    首先，要区分“文化”和“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通俗点儿讲，就是指一个群体（种族、民族、家族、企业等）其生活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人文意味的积淀，包括思想理念、行为规范、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
    所谓思想，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经过人们的归纳、总结，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
    言曾子思想，慎论曾子文化。
    曾子的思想行为，之所以被后人所推崇，其主要贡献有三：
    一，对孔子思想的承前启后。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儒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
    二，对孔儒义理的道德守城。“三省吾身”“任重道远”是曾子对儒家道德原则的践行与坚守。
    三，对孝道的诠释与身体力行。“感恩至诚，大孝至爱”是曾子对“孝”的全面阐释。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孝”应发乎至诚，止于真爱；在儒家道统中，“孝”是仁德的根本，体现在为人处世，事君交友等方方面面。
    值得重视的是，孔儒学派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关系与后来沦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皇权工具的“三纲五常”等政治道德规范有本质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说就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这种规则，双重约束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不但约束臣，更约束君，君的所为更要符合体统和礼制。孔子云：克己复礼，仁也。也就是说，君之所作克制私欲、符合周礼，方为仁德。然而，很遗憾，在孔儒思想经过几百年的不得志，被叔孙通、董仲舒等发挥、“改良”之后，背叛了“孝道”原本的仁德宗旨，君臣父子之间双重约束关系被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等级，形成了帝王南面之术以及帝王驾驭群臣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中国帝制延续了两千余年，这种背叛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到了宋朝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盛誉。可见，儒家学说多么地契合统治者的口味！后来的“朱程理学”也都是对这种“改良”了的儒家学说的修修补补，从没有回归到孔孟之道民本思想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