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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仲尼弟子：昨夜星辰[/B]

[/TD][/TR][TR]| 作者：鮑鵬山 |[/TD][/TR][TR][TD][IMGA=0,absMiddle]http://hebi.emdp.cn/UploadImg/Article/Article/2008101620301462.jpg[/IMGA]

[B]仲尼弟子：昨夜星辰[/B]

鲍鹏山－天纵圣贤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教兴阙里，道在郧乡。异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艺，合志同方。
                  ——《史记》司马镇索引述赞

                 [B] 壹[/B]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孔子谈政治的话，透露着他的璀灿梦想:他多想能以德行安居政治中心，形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大一统”啊。可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如此美好的梦中醒来，他内心一片述惘。不过，“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是亦为政”，孔子为人以德，其人格也如同北斗星辰，而他的那些弟子，则正是拱卫在他周围的灿烂群星，在那个筚路蓝缕的洪荒时代，他们共同构成了吾民族头顶上深邃而灿烂的天宇。这些昨夜的星辰，至今仍在那遥远的地方闪烁，向我们送来他们意味深长的注视。

    据孔子自己说，他的受业弟子中，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七人。孔子颇为得意的介绍，在弟子中，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赛，冉伯牛，仲弓，以语言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见长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学问)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十人后人称之为“孔门十哲”。其实，孔门高徒远不止这个数，比如那个成就卓著的曾子曾参就不在此列。《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正由于孔子手下人才济济，反而使楚昭王有所顾忌，而不敢分封他土地，怕他有朝一日强大起来，危害自身。

    有教无类的孔门私学里，不仅弟子们出身各异，个性也极丰富。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并不要求弟子们在恩想上保持一致，对他们各自的个性也能给予足够的宽容甚至鼓励，这样，孔氏私学就获得了极活跃的细胞，从而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学术创新能力。孔子曾以欣赏的口吻谈论他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子张狡黔，曾子迟钝，高柴愚直，而仲由季路则改不掉粗鄙的毛病。颜渊呢?安于贫穷，家里的米缸老是空空如也；端木赐子贡则不拘泥于老师君子喻义小人喻利的说教，有大兴趣且花大精力于生意场上，他的經商活动往往百投百中，从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不管他们如何丰富多彩，千人千面，他们仍然是孔子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仁义的信仰，对文化的虔诚，对自身道德的磨砺，人文人格的坚持与发扬，以及，对天下汹汹滔滔罪恶的反抗，对民间苦难的关注，对一切卑鄙政治的高度敏感。他们总是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

                  [B]贰 [/B]
    孔子最欣赏颜回，一则曰:“吾不如也”，一则曰:“吾为尔宰”，慨叹自己不如这个颜家小子，并祝福贫寒病弱的颜回能多多发财，然后自己去做他的管家。我也先写写他。不过，我对颜回的看法，与孔于做的鉴定有些出入。老实说，我对颜回的印象不大好。这可能是由于我对一切道德楷模的过敏性反感，颜回就是孔子推荐出来的道德楷模。在一个张铁生都曾成为我的榜样的人生经验中，我不能不小心地对待一切推荐的人格模范。我真心又放心地向我的邻居学习勤勉，向我的同事学习忠厚，向我的一位领导学习关心人，以及，更早的，向我的父亲学习正直与对万物的仁慈，向我的母亲学习无私的奉献……这些人都是我自已能触摸到的,

    而且,他们也没让我向他们学习。人们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即便是他们本来想要的好东西，一旦有人向他们喋喋不休地推荐，他们马上就会弃之不顾;他们怀疑推荐人的动机。孔子推荐颜回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小心的问题。颜回没有一点实际事功，也不见他对实际事务流露过什么兴趣，在孔门弟子中，颜回一直是一个袖手旁观却又时时发些高妙之论的人物。孔子曾夸奖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我倒觉得他的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神情太过冷摸，很不像孔门弟子的整体作风，不像春秋战国这个“轴心时代”的精神风貌，倒好像和二十世纪末的一些解构主义者们有些相似。我该不会把对各种“后”主义的反感移到“先”秦的颜回身上了吧?

    颜回深受孔子赏识，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颜回乖顺;二是他早死。早死，好多毛病还没暴露，留在记忆中的就是一个纯洁小青年的模样，在时时的回忆与追悼中，这个楚楚可怜的模样儿会平添多少伤感?颜回，这棵病弱的花朵，孔子曾经是希望他能结出一个大大的果子来的啊。这枚果子虽没有物理性地成为现实，但在孔子的心理上，它是那么一种真实的，刻骨铭心的存在。谁能在凋落的花蕾中看到期待中的果实化为一梦，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

    在孔子“天丧予!天丧予”的恸哭哭中，我们是否心碎于老圣人的又一次失败与绝望?
    所以，我以为，孔子在颜回死后不断地推重他，乃是一种心理的需求，他已看见自己黯淡的未来，他已无力把握未来，他己无力推开失败，他太疲倦了，他也早没有自信了，他渴望有人早一点接过他的“斯文”之棒，替他跑下去，可是，正当他想着把接力棒传给对方时，对方却先倒了下去，这是多大的打击?在强烈的挫折感与世界的冷酷中，死者颜同那记忆中的容颜是他无法忘却的遗憾，是他又一次失败的象征，也是他心头唯一的温暖……

    颜回是那么乖巧，乖巧的孩子或孩子的乖巧是老人晚景中最顺心的拐杖。颜回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知道老师在现实政治中碰过太多的钉子，受到不能挽回的失败，所以，他尽量避免和老师发生冲突，以免伤害老师那颗疤痕累累的心灵。他从不在老师说话时有什么反诘，“不违如愚”。在这种场合他往往呆若木鸡，又唯唯诺诺。即使不明白或不理解，他也等着退下来后自已去琢磨。这也是孔子赞赏过的那种常人“不可及”的愚吧。问题是，颜回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恰恰违背了老师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导么?况且，既然当场已经表示附和了，退下来以后的琢磨领悟，怕也只能坚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了。这实在够不上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至少他不直。对此，孔子也似有微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颜回不是那种能助益我的人啊，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孔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事无大小言无巨细一概正确，所以，对颜回的这种“无所不悦”，也就视为他一心向仁的美德了。但假若我们认为孔子之言亦有可商榷处，像颜回这样，就只能是非傻即诈了。实际上，孔门不少弟子都是敢于和孔子“商榷”的，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教学相长”，不仅有助于学生，还有助于孔子本人，颜回这样的“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只能是使老师和学生一起没出息。

    颜回还有一些便辟善柔的“损者三友’的毛病。孔子被匡人围困，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颜回最后赶到。孔子心有余悸地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回竟说:“先生还在，我颜回怎敢死?”我想，死与不死，当时是取决子匡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选择权岂能在鱼肉?颜回为了讨老师的欢心，不仅藐视匡人的刀俎，而且还藐视大自然了。藐视大自然，怕也会“不得其死”吧。“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死时年三十二)，偏偏死在孔子的前面了，弄得孔子呼天抢地地痛不欲生，这回他怎么敢死了?若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要苟活一条命以侍奉老师，他为什么不想些法子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营养状况，而是甘心每日一箪食一瓢饮地糟蹋自己的生命?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照颜回的说法，倒好像死生由自己决定了。欺人，欺天，还欺师，文弱虔诚的颜回，总给我一种不真实不踏实的感觉。

    孔子说:“自吾有回，门人益亲。”这话不假，有颜回的便佞善柔做榜样，有老师的频频赞誉做导向，门人岂不都学颜回，一个个以乖巧顺从来讨老师的欢心?

    颜回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未由也己。”这个在孔子面前完全丧失自我的颜回，显然已经手足无措，精神恍惚了。孔子忽然在前，忽然在后，这简直是白日见鬼了。颜回至此，已无生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这回应该是“先生在，回何敢活”了。

    不是物质上穷死了颜回，而是精神上的穷途末路，我斗胆说，颜回死于神经衰弱。

                  [B]叁
[/B]   曾皙曾参父子都追随孔子。孔子曾说，曾皙和漆雕开“已见大意”，可见修养的大体已具。孔子和子路，冉有，公西华及曾皙谈志向，轮到曾皙时，曾皙竟说出一段诗情画意的话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下子把孔子感动得心旷神怡，喟然叹服。

      有人把这几句意译如下:
      二月过，三月三，
      穿上新缝的大布衫.
      大的大，小的小，
      一同到南河洗个澡。
      洗罢澡，乘晚凉，
      回来唱个“山坡羊”。
     一袭布衫，大袖飘飘，身体的宽舒与心灵的自由相得益彰。几个大人，又必配上几个嬉闹无状的顽童，才能使这气氛活泼而不拘谨，游戏而不功利。如果说老子的依道而生太哲学太抽象，孔子的“乘槎浮于海”或要“居于九夷”太疏略浮泛，那么，曾皙是亲切的了。他的这种境界我们似乎伸手可及:只要我们愿意，心远地自偏。我们只要一抬脚，清粼粼的沂水就会盈漾在我们的目睫之间，漫润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曾皙在《论语》中不多见.有意思的话也仅此一处，但这就够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能留下一句格言都了不起，何况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首诗，一种人生的境界呢？

    但他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儿子，大孝子曾参。这个孝子孝得有点出格，有些永远长不大的感觉。据《韩诗外传》载，他父母活着时他只做个小官，俸禄也少，但他每天仍能熙熙而乐，因为可以以此养亲。父母去世后，他做了大官，俸禄多了，他却常常“北向而泣”，为什么呢——因为“悲不见吾亲也”。孟子也说，曾参父亲曾皙喜欢吃一种羊枣，曾皙死后，曾参就再也不吃这种枣了，因为一吃羊枣，就会万分悲痛地想起父亲。这种表现，若不是做作，就是心理疾患。父母老，而后死，乃是自然规律，像曾参那样一直哭下去，怎么是好?

    都像他那样，岂不是人人后半生都在悲哭父母中过日子?这样的人生太黯淡了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也是身体力行者。临死前，他把门弟子召来，让他们仔细察看他的手、他的足是多么的完好，然后告诉他们，他一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地保护他的身体发肤不受任何伤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这一漫长的，提心吊胆的过程由于死亡的到来终于结束了，解脱了。曾子生活得够累的，你想，要在漫长的“与物相刃相靡”(庄子)中，保护自已的身体发肤不受一点伤害，这需要多少谨慎，多少小心，多少退缩，多少忍让?神经会因此多么紧张，心灵会因此多么拘闭?老子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这曾子，他的身体皮囊，当真成了他心灵的大负担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话也是他说的，他确实是充分地——我以为是过分地——发展了“孝”字，使之成为人生的负担、生命的束缚和心灵的敌人，司马迁说《孝经》就是他做的。在道德问题上，花大精力去论证与推求，在科学问题上，反而大而化之，得过且过，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国粹哩。一个“孝”字，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值得为此去写一本书吗?没有《孝经》之类著作的其他民族，也不见得就一定虐待老人。反过来，古往今来，我们的这方面记录不见得比别人的好。

    曾子也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物.就其穷，大约不让于颇回，原宪。庄子《让王》篇中曾用很形象的语言摹画曾子的穷窘之状，那文字太好，直接引入:

    曾子居卫,温袍无表(乱麻做絮的衣服表面破烂),颜色肿哙(脸色因饥俄而浮肿),手足胼胝(手脚生老茧),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正正帽子带子就会断),捉衿而肘见(提提衣谋嘴肘就外露),纳履而踵决(穿穿鞋后跟就裂开)。

    然而，就是这样，他还是飘散着发带，放声高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我怀疑庄子是把这位儒家人物道家化了。

    当然曾子也有他的真伟大，孔子说曾子愚钝，历史上成大事者往往得力于愚钝。盖愚钝者也往往愚钝于诱惑与变化，从而能专能精。愚钝者往往缺乏情趣，又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能安干枯燥无味而终获突破。这类人往往以牺牲自他这一脉。读《论语》中记载的他的言论，很有深厚蕴含的圣人气象，下面这段话，是我不能不提到的: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社会职责的最高体认。用这个标准去检验，一下子就能测试出历代大大小小文人的真实份量。


                 [B] 肆[/B]
    《论语》中若无子路，就如同《水济》中没有了李逵。金圣叹评点《水浒》，说及李逵，有一段话，我先移过来与读者看样：彼说李逵处，正合我欲说子路心也：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金圣叹的这段话，也正是子路的“好批语”。金圣叹还说，李大哥一开口，总有奇绝语，我也以为，子路兄一说话，便百媚千娇。此人原也是一条绿林好汉，专打天下不平人。司马迁写子路的出场，是头上插着公鸡羽毛，身上佩挂公猪牙齿“吠”的一声跳将出来，将孔子的马车拦住。又是公鸡，又是公猪，敢情是子路兄雄性荷尔蒙太旺盛。不过，在这方面，他又和梁山好汉武松、李逵、鲁智深一样，无一丝淫邪之意。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真正伟丈夫。后来不知孔子用了什么法术，诱使子路委质于他。司马迁说是“设礼以诱之”，我不大相信，那一套繁琐厌人的礼，岂能构成对于路的诱惑?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是舞刀弄棒的子路被舞文弄墨的孔子降服了，请求做了他的弟子。身边有了这么一个武艺高强勇猛异常的弟子，于L子的腰杆子直多了，说话的嗓门也粗了。据孔子自己说，自他得到子路后，恶言不闻于耳，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老人家说不恭敬的话了。这一点倒又似乎说明了，子路腰间的宝剑比孔子胸中的仁义有威慑力。

    我以为，子路是孔门弟子中无一丝小人之心的君子，无一丝虚伪之习的真人，无一丝畏怯之态的丈夫。孔门弟子中，像子路这样的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不可无一者何?孔门中若没有这样一个真君子伟丈夫，真令孔门黯然无光；不可有二者何?此等天真人，岂能重出？孔子说：“道不行，秉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也知道，等到他的大道在这浊世不能施展的时候，等他彻底绝了世俗之望，要乘一叶扁舟，江海寄余生时候，他的那些弟子们都会作鸟兽散——大家投奔他而来，一半也是为了富贵，而不是为了对仁义的向往吧?况且即便是仁义，到了被现实拒绝的时候，还有什么意义?——此时，能仍一如既往地跟随他的，哪怕烟波满眼也无怨无悔的，会有一个子路。但也只有一个子路。是的，子路只能有一个。

    但孔子毕竟是一个贵族气息较浓的人，他喜欢“文化”的王朝，也喜欢“文化”的人，他自己从少年的艰辛到中老年奔波，学而不厌，也就是要使自己“文化”。子路却一直雄纠纠，气昂昂，素面朝天，虚室生白，没有经过“文化”，或者“文”一直在他那里“化”不下去，总是那一种天然野生的状态。于孔子而言，不大对他的胃口。这一点，孔子似乎不及五台山上的那个真长老。真长老是一眼便看出鲁达乃是证成正果的人，那些恭敬修行的人反不及他。所以，真长老是一味的迁就鲁达，为之护短。而孔子对子路，则是每下毒手，对他进行打击和折挫，务欲使之“文化”，让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比如，同样的问题，对于路的回答就不一样，据孔子解释，这是为了因材施教，“由也兼人，故退之”。经过孔于长期这样的折辱，英雄的子路确实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子路。读《论语》中孔子遇到隐士那儿段，我由衷的觉得子路的行为又可笑又可爱：他受长沮的讽刺，受桀溺的奚落，受丈人的教训，……他怎样呢?他一言不发，拱手而立!按他以前做绿林好汉时的脾气，他早就挺剑而斗了吧?而现在，他像一个挨老师训斥的小学生，那俯首贴耳的样子，能不使我们心中粲然一乐猛然一热么？是的，子路毕竟是身通六艺的文化人，无论怎样强亢，终究不是李逵。

    倒是对自己终身服膺的老师，子路反没有一点颜回式的乖顺。当面指责老师迂腐的是他；“佛肿召，子欲往”时，公开表示反对的是他；陈蔡绝粮时，拉长脸给孔子看的是他；“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时，是“子路不悦”；“子见南子”时，还是“子路不悦”。他就是这样常常使老师尴尬非常，前后矛盾。但，这不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么?要知道，正因为有子路常常直率表示反对或“不悦”，才使孔子避过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改变一时糊涂的主意，没有做出不合圣人身份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子路，对孔子而言，是一种压力，一种考验，一面镜子，这何尝不是一件玉成圣人的好事？有子路，孔子就要时时注意自己言行的一致，时刻反省自身，否则耿直的子路真的会让他下不了台，让他不能自圆其说，让他被自己的矛刺中，或自己的盾折断自己的矛。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成圣人，子路有功劳。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不是子路阻止，孔子去了佛胖或去了公山不扰处，我们现在如何评价他呢?他还能成为圣人吗P至少他有一些无法说清的污点了吧?

    读《论语》，我常常被子路的天真烂漫弄得忍俊不禁。你看下面这一节：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

    这子路，何等真，何等朴，何等赤子心肠，何等冰雪精神I又何等妩媚，何等童贞!只是又受到了老师的打击!而这打击，又愈显出于路的天真烂漫!

    毫无疑问，子路是孔门中精神最健全，人格最完整，自我最舒张的人物。对社会现状，他比孔子有容忍度，对一些人和事，他也比孔子看得开通。他终究还没有修养成圣，离普通人还较近，所以，对普通人的人性缺点，他有更宽宏的蕴含度。这使他更可爱，更可亲可近。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君子亦有穷乎？”这种话句恰好表明了他对道德、人格力量的祟拜与信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又表明了他自己立身处事的态度，一种绝对祟高的救世心态。他悟性极高，在孔门弟子中，恰恰是他这样的“野人”，具有真正哲人的心态。这一点也颇像在五台山上撒泼弄野，却有真佛心灵与缘分的鲁智深。孔门弟子中，樊迟关心耕稼，颜回关心仁德，曾子致力于孝道的扩张，子夏关心学问的精进，公西华仗着年轻，记忆力好，整天在那里背记繁琐的周礼条文，子贡则心有旁骛，眼盯着市场的行情变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得闻也。”“子不语”的，恰恰是一些纯哲学问题。而只有子路，在别人纷纷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时候，他问“死”，问鬼神，问“成人”(完美的人)，谁能想到，偏偏是这个粗莽的人，关心着这类形而上的问题？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深感痛苦的，不是闻道之难，而是行道之难。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话要让子路说，他肯定会说：“不可以。因为还没有行道，怎么能死2”道不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充实内心的精神食粮，而应该是大众的呼吸与空气，是阳光和水，是土壤和风。应当把这些还给大众。子路是绝对的大公无私，他的精神中不能存有任何独享的东西，哪怕是暂时的。他急于把他领悟到的东西公诸大众，如果还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宁愿“不闻”：和大众一样贫乏是可以的，而拥有大众没有的东西是不可以的。在子路这样的圣贤面前，一切自以为的“精神贵族”都显得龌龊，他们自以为贵，正显出他们的下贱。正像在子路身上，因为他绝无一丝自爱自恋，反而显示出一种真正的高贵。这种高贵，步伐不快，但我们赶不上；调子不高，但我们盖不住；悬的不远，但我们射不中。孔于问：“仁远乎哉？”子路答：“不远。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答：“远。仁有好处吗？”我们和子路就这样判然有别了。

    孔子曾含蓄地批评子路：
    好仁不好学，好知不好学，
    好信不好学，好直不好学，
    好勇不好学，好刚不好学。
    说他因此而愚，而荡，而贼，而绞，而乱，而狂。但子路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话说得太好了：它足可以纠孔子之偏，纠千百年来中国知识体系之偏？尤其对今日学界而言，子路的话，不育是一剂猛药。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所谓的学问重要?假如有些学问只是使我们忘掉真正的生活，甚至扼杀真正的生活，躲开生活的阳光与风雨，不去正视生活中的淋漓的鲜血，漠视大众的喜怒哀乐，还叫什么学问!而那些如老鼠一般躲在一个角落，窸窸窜窜地写(或打)所谓的论文，以此争一些职称，职位，讨一些住房，津贴的所谓学者们，早已失去了真正的心智与德性，他们还配叫知识分子么?他们已不再是文化人，他们是这世界中最丑陋的一类人：把孔子批评子路的话反过来，用来描摹这些人的行为，倒十分的贴切：他们是——

    好学不好仁，好学不好知，
    好学不好信，好学不好直，
    好学不好勇，好学不好刚。
    是的，他们除了那外表看来“好学”，并很有某些“学问”之外，一切人应当具备的优点，一切使人性完善的元素他们都没有了!而且是他们主动抛弃掉的！

    用孟子的话说，他们是把他们的良心放失了!并且再也不愿意去寻它回来!
    子路如此刚直、天真、胸无点滓，毫无城府，邪恶的世界当然不会让他得到善终。子路以一个洞明世事的世故眼光，早已预言过子路将“不得其死”。在那时人的观念里，‘‘死”，乃是人生命的自然终结，也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年”。“不得其死”，就是指他的生命将意外地终结，从而得不到(或等不到)那个自然的终局。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孔子的预言，在卫国的匮馈孔悝之乱里，子路不避其难，挺身赴险，像他老师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去维护“义”，终于被杀。但我以为这样的死才有价值，苟活不如好死。既然生命的终局总是死，为什么不能利用“死”来为生命争取最后的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路是死得其所。而那些没有真正生活的，或者说，生活在“学术规范”“考试规则”中的当代所谓学者，才真正是“不得其死”——从他们跨进所谓学术的那一天起，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已经终止了，他们活泼的生命、心智与德性，都已经死亡了。

    子路的死亡的消息传到鲁国，70多岁的孔子停止了肉羹之食。这是他老人家终生喜爱的食物。圣人的生活开始缺少滋味。第二年，孔子驾鹤西去。

                 [B] 伍[/B]
    写完子路，一定得写与子路一直关系不错的冉求。冉求与子路，是同学兼同事。他们同在季氏那里做家臣，配合得还算不错。冉求比子路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很大，但似乎两人并不因此生分。他俩能配合，是有原因的，唯子路能容忍冉求的一些屑小之态，唯冉求能羁靡子璐的粗莽之性。子路心宽体胖，对冉求的毛病不以为意；冉求心思缜密，对子路的粗鲁能随意调适。《论语》中“季氏将伐颛臾”章中，冉求子路一起来为此事探孔子的口风，孔子一开口即是:“冉求!这不该责怪你吗?”接下来的对话中，全是孔子对冉求大加批评与责备，几无一句及子路。这可不是孔子袒护子路，而是孔子知道，在季肥那里，真正受重用得信任从而能起作用的，是心思缜密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而子路只是一个没有多少主见的配角罢了。

    冉求多才多艺，这一点孔子也屡次提到并予以夸奖;“求也艺”，并且认为完美的人应当有像冉求那样的才艺。但冉求帮劝季氏聚敛，使季氏富比公室，孔子大为恼火，于是号召弟子们:“冉求再也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擂着鼓去向他进攻！“孔子对不少学生都不满意，如宰予、樊迟，但公开宜布逐出师门的，大约就这么一个冉求。

    孔子对别人的缺点，尤其是政治与道德上的缺点，是太敏感了，而子路正相反，他对别人的缺点则是十分的不敏感。所以他能同冉求共事。实际上，冉求有时候确实有一些屑小之徒的毛病。我们看看一段对话。一次，孔子和子路，冉求、曾哲、公西华一起聊天，孔子要大家无所顾忌地谈谈自己的志向。率直的子路抢先说话:

    子路轻率地抢着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受到别国军队的侵犯，又遇上凶年饥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人民勇敢而且知道遵守礼义。”

    【原文：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

    子路自信自负，说他能治理好一个内优外患重重的国家，让人民能在困难中有勇气，看到希望，这是可以的，这也是他的专长。但千不该万不该是说话时不谦让，尤其是不该说自己有能力让人民“知方”——懂得礼义。这就让孔子对他不禁加之以晒笑。而这一切，都让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求看在眼里。轮到他说话时，他说：

    一个方国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人民富足。至于礼乐教化方面，那要等待君子去实行了。
   【原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几乎每一句都在对比着子路。子路说大话，说他能抬理一个千乘之国，冉求就说他只能治理方圆六七十甚至更小到只有五六干里的土地。注意他在这儿的改口——大约说了方圆六七十后，看了看老师的脸色，为了表示自己十分的谦虚，又减少了十个平方，变成五六十。子路说三年，他也说三年。子路说可以使民有勇，他说要使民富庶。他知道孔子不喜欢勇，无论是君子的勇还是小人的勇，孔子都心存畏俱。而他说要让人民富足，也有投老师所好的嫌疑。他以前和孔子一起去过卫国，见到那里人口繁庶，就间孔子，人口多了，下一步怎么办?孔子答，让他们富起来、他又问:富了以后呢?孔子答，教育他们。所以他说要足民，是完全在揣度孔子的喜怒。当然，冉求是个经济专家，财政专家，让方圆五六十里土地土的人民富足起来，对他而言，其才能绰绰有余。唯其如此，才可见出他的谦虚，尤其是对比子路而显示出的谦虚。更令人不快的是，针对子路大言不惭地要让百姓懂得礼义，他特别在最后补了一句:“如其礼乐，以俟君于。”——至于礼乐这样的事，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我冉求只能是打好经济基础，以等待这样的圣明君子——这句话完全没有必要说，而他这样说了，其目的就是在有意地让子路难堪，并显示出自已的优点。这种做法，简直让子路无立锥之地!

    深察别人的缺点，有意地为之遮掩，这是圣人的境界，而若处处故意显示自己这方面的优点，以反衬出别人的缺点，使其昭彰若揭，则无疑是小人的心机了。这种人在历史中及文学作品中还真不少，如刘备就明白地说，他要针对曹操的一些毛病，处处与之对比，以此争夺人心。薛宝钗之整治林黛玉，也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刘备是我极厌恶的，薛宝钗的心计之深也是让我摇头不迭的。而他们的祖师，就是这个孔门叛徒冉求了吧?

    好在子路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他既不能发现老师在笑他(或者即便发现了，也满不在乎)，更不能着出冉求对他的挤兑。越是这样。越是显出冉求的用心，越是显示出了路的坦荡之心。

                 [B] 陆
[/B]   子贡是孔门中最聪明的人，却又十分的正派，有极浓厚的人情味。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把子贡和琼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联想到一起。这大约是受庄子的影响。庄子在《让王》一篇中写子贡见原宪，其打扮派头，就十一分像琼瑶笔下的多情公子。但我对琼瑶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向无好感，我以为他们只有一个爱好，只在一件事上刻苦——谈恋爱。庄子笔下的子贡，大约和他们只有一点相似:风流倜傥。他是我爱敬有加的人。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子路。他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机敏，非常的忠诚。他岁数不大，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在孔门高徒中年龄偏低，但他倒很像是一家中的长子，敬上爱下,不违师长，还能延誉同门。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子贡比他老师还要贤智。确实，子贡比他老师更能了解当世，贴近现实，也更能灵活机动地调整策略。像子贡这样的人，若不是受老师理论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针对国情，把目标分阶段实现。比如充分认识片确定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不仅问耕耘，也问收获，那他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是的，子贡是英雄，但他在文化中被消磨掉了。文化的功能之一，就是消磨英雄的雄心，使之对命运安之若素啊。

    子贡曾问过老师孔子，你着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孔了回答说，是器。是什么器呢?孔子答，瑚琏也。瑚琏，是宗庙中盛黍稷的重器，以玉饰之，乃器中之贵重而华美者。在宗庙，又盛黍稷，大约孔子是在说子贡乃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材吧。他曾说，君子不器，是则子贡虽不能做到“不器”’，却也是不可或缺的国之重宝了。孔子培养人的目标乃是造就一批道的传承者，以斯文不灭，所以他不大重实干之才。他臧否人物也有些毛病，他偏重于消极方面的优点，像愚拙，迟钝，木讷，柔弱，这些性格，在他看来，都近于仁。是的，他有种把智力上的弱点看成道德上的优点的倾向。反过来，他对诸如聪明、善辩、勇敢这些人性中积极方面的优点，又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他又有一种把智识上的优点看成是道德上的缺点的倾向。所以，他喜欢的是颜回、曾参、漆雕开、闵子赛等人，而不大喜欢子贡、子路、冉求、宰我、子夏，子张诸人，总是用一种怀疑而审察的目光看着他们。实际上，他最喜欢的颜回，除了能吃苦，别无优长。能过苦日子而成为道德上的优点，只能说明中国物质贫乏，以及人们消极地安分于这种困乏。就事功而言(无论是实际的行政事务，外交事务还是学问的弘扬光大)，子贡诸人全在颜回之上。像子贡，就是春秋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著《左传》的左丘明，著《史记》的司马迁，都对他极为佩服。

    孔子时代，鲁卫这一对兄弟之国(它们分别是周公和康叔的后代)，都很弱小而又一片衰退之象。孔子曾很伤感地叹息:“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卫的历史，是兄弟，鲁卫今日之政，更是一对难兄难弟。孔子是鲁人，子贡是卫人。卫有内乱，子路死之，算是对得起老师了。鲁国有了外侮，卫人子贡也会挺身而出的。齐国的田常为了缓解国内矛盾，进一步独揽大权，移兵于鲁，鲁岌岌可危。孔子又伤心，又难过，埋怨自己的弟子们:“鲁乃是祖先所埋的地方，父母所在的国家啊。国家危险到这地步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出手相救啊?’子路要去，孔子制止了，子张，公孙龙要去，孔子也制止了，他在等着另外一个人表态，只有这个人，才能仅凭自已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阻止齐人的战车。这个人就是子贡。子贡知道老师的心思，他承担了。他先去齐国，根据田常的心思，巧妙地劝说田常弃鲁伐吴，但田常担心伐吴无借口；子贡又去吴，以称霸中原诱劝吴王伐齐(以便给田常移师伐吴一个借口)，可吴王又担心越国乘机在背后报会稽之仇;子贡乃又去越国，劝越王派兵助吴，以迷惑吴国。于是吴王发动九郡兵力攻伐齐国，齐吴战于艾陵，齐人大败从而解除了齐对鲁的威胁，此前子贡又抢先一步到中原大国晋国，让晋国做好迎战吴军的准备。艾陵大胜后，又骄又躁的吴王果然以兵临晋，企图打败晋国，攫取霸主地位。两国交战于黄池，吴军大败。越王勾践抓住机会，涉江袭吴，吴工率败馁之卒仓皇回师，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国遂灭吴。三年后，越国称霸中原。《左传》及《史记》在叙述这一段历史后，都以极赞赏的口气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若子贡，可谓伐谋伐交，孔子这一文人集团，不出一兵一卒，而改变天下大势，更挽救父母之国，子贡之功伟哉!

    子贡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最为富足）。——子贡结驷连骑（车马成群），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带着丰厚的札品去诸侯各国访问，参加他们的宴会)，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平等行礼)。”你看这个子贡，凭借着巨大的财力，来往各国之间，是何等的风光!司马迁还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原来孔子赢得生前身后名，很大程度竟得力于子贡的钱!

    哀公十六年，孔子病重。子贡赶紧去看望。孔子正拄看拐杖在门口彷徨。一见子贡，夫子唏嘘难禁:“赐啊，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啊?”虚弱的夫子此时觉得端木赐是那么亲切，那么值得信任和依靠.以前，他一次病重，子路乘他神智不清，临时聘了几个家臣来侍奉他。他清醒后，对子路大为光火，他是宁愿死在自己学生的环绕之中的。现在子路己在前一年死去，子贡的到来，给了老人最好的临终关怀。七天以后,夫子安然侧目。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都服三年心丧。三年以后，大家互相哭泣着道别而去。将军一去，尢树飘零，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文化中心不复存在。分散各地的弟子们一个个如遥远天边的粒粒寒星，等待时光的巨鸟来啄食他们。在这些悲哭的弟子中，座中泣下谁最多?——

    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然后去。然后去哪呢?
    走出倚庐，乱发飘蓬的子贡是否满怀的迷惘?
    六年倚庐生活，六年寂寞，六年伤悼。与老师的灵魂寂然晤对六年，他是否如同承受了千年的风霜?
    一个熟悉的世界随着一个人的离去而消隐了。眼前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只是，鲜花为谁而放，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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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搅乱四国 史上最巧妙最成功连环计
 
 来源：新浪
   
    孔子门下有七十二贤人，独有子贡颇懂兵法长于谋略，孔子对其甚为最器重。爱才的孔子曾把子贡比喻为瑚琏。瑚琏者，宗庙之贵器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春秋乱世，战事频繁。其时，齐国权臣田常欲作乱，但又畏惮高、国、鲍、晏等大臣，于是劝齐国国君兴兵伐鲁，企图削弱诸臣。

    孔子得知消息以后，很是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担忧，便对弟子们说：“鲁国乃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你们为何不出?”子路、子张、子石等请行，孔子皆不准，知道他们不是那块料。子贡请行，孔子不仅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还为子贡饯了行，嘱咐他一定不辱使命。

    使命在肩的子贡马不停蹄地来到齐国，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对齐国权臣田常说：“君兴兵伐鲁不是步好棋。鲁是难伐之国，其城墙薄而低矮，其土地狭而浅薄，其君主愚蠢而不仁，其大臣虚伪而无用，其人民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与之交战。君不如伐吴。吴国城高而厚，地广而深，兵甲坚而新，将士精悍，武器装备精良。这是最适宜讨伐的国家。”

    田常一听，气得脸色都变了，说：“先生之所难，乃人之所易；先生之所易，乃人之所难。先生如此教我，却是为何?”子贡回答道：“我听说，忧在内者攻强敌，忧在外者攻弱敌。现今君之忧乃在国内。我听说君曾三次欲加封而不获成功，就是因为有大臣不赞同。齐国若伐鲁获胜，则齐国疆域扩大，国君威望大增，大臣地位更加巩固，而君却无功可言，国君就会日渐疏远你，君若欲成就大事，就难上加难了。更有甚者，君在齐国的地位和处境也危险了。所以我认为不如伐吴。吴国强大，伐吴不胜，损兵折将，大臣内空，如此一来，孤主在上，只有依赖君了。”田常一听，不觉击掌称善，便问道：“我们已出兵伐鲁，若转而伐吴，大臣怀疑我，该怎么办?”子贡说：“君暂时按兵不动，我请出使吴国，说动吴国救鲁而伐齐，君就可以移兵迎吴了。”

    于是田常就派遣子贡出使吴国。子贡对吴王说：“当今之诸侯国，惟齐与吴最为强盛。现在齐以万乘之国而伐千乘之鲁，与吴国争强，我为大王深感忧虑，特请大王救鲁伐齐。救鲁可以显名，伐齐则有大利。大王挥师北上，诛暴齐，服强晋，存亡鲁，镇抚泗上诸侯，一举而称霸，利莫大焉。”吴王说：“您所言极是。但是我忧虑的是，越国有报仇之心，待我灭越以后再北上救鲁如何?”子贡说：“越国之弱胜于鲁国，吴国之强不如齐国。王若置齐而伐越，齐国早已灭掉鲁国了。大王既然追求存亡继绝的名声，又畏惧强齐而攻灭弱越，岂能显示大王之勇!保存越国，可以向诸侯显示大王之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大王不就成就霸业了吗?如果大王还担心越国，臣请东见越王，令其出兵随大王北上。”吴王大喜，就让子贡出使越国。

    越王听说子贡到来，亲至郊外迎接。越王说：“此乃蛮夷之国，大夫何以辱而临之?”子贡说：“我此次前往吴国，劝说吴王救鲁伐齐，吴王非常愿意，但又担心越国，想伐越后再北上。这样，越国就危在旦夕了。”勾践请求子贡出谋救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狠而残暴，群臣不堪；国家连年战争，士卒疲弊，不堪忍受；百姓怨声载道，大臣人心混乱；忠臣伍子胥强谏而死，佞臣太宰伯专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吴国的败亡之象。王若能出兵助吴伐齐，以骄其志，送以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威，吴王必定挥师北上伐齐。吴王被打败，此乃大王之福；吴王若胜，必然兵临晋国。臣请北见晋君，使其共同攻打吴国。其精锐被齐国削弱，大军又困于晋，吴军实力必然削弱，然后大王乘其弊，必然灭亡吴国。”越王勾践非常高兴。

    子贡辞别越王，回到吴国，将越国愿意出兵助吴攻齐之事告诉吴王。果然没过几天，越国大夫文种就带着重礼来到吴国，向吴王表达越王愿亲自率兵助吴攻齐的诚意。吴王大喜，对子贡说：“越王愿亲自随从寡人伐齐，先生以为如何?”子贡说：“这不妥。诸侯会认为大王不义。大王只要接受礼物，同意越国出兵，谢绝越王亲临就行了。”吴王采纳了子贡的建议，于是举倾国之师北上伐齐。

    子贡又到晋国，对晋君说：“齐国与吴国即将开战，若吴国战败，越国必然乘势攻吴。若吴国打败齐国，吴国必然兵临晋国，晋国不可不预先防备。”晋君一听，感到非常恐慌，就问子贡该如何应对。子贡说：“惟有厉兵秣马，才有备无患。”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子贡所预料的那样。吴国与齐国在艾陵大战，大破齐师，然后兵临晋国。吴晋两军大战于黄池，晋国打败了吴国。越王得知消息以后，即出兵偷袭吴国。吴王得知越国攻吴，便急忙撤兵而回，与越国交战，最后被越国打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夺得了霸权。

    子贡不愧为春秋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外交家，他之所以游说成功，关键在于他能准确掌握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能把握田常与夫差的心理和性格，因势利导，设下连环计，使各国按其部署行事。故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赞叹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刘继兴）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端木繁君——大师级儒学研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