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曾国藩
　　——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泰来
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召开。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的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60余篇。学者们在论文里，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甚广，可谓是对曾国藩的一次全面评价。本文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综述介绍。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湘潭大学学报1996，第2期）

读书使人充实,读史使人庄重,读诗使人灵秀,读散文使人宁静,读小说使人认识社会和人生,谈话使人敏捷,讨论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博物使人深沉,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外圣内王的曾国藩？刽子手的曾国藩？  
 [转帖]
 


    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毁誉参半。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很高的。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 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
    国藩乃有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就人格上讲，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对于洪秀全这个人， 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更何况，所谓拜上帝教，蒙敝一时尔，以这样的理念，建立国家是行不通的，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当然他也没有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觉悟。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而曾国藩，奉忠孝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立志做中兴之臣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不是自私的。这里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觉得国藩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那个立场上，他做得无可厚非，而且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成功的。依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句诗从一个侧面映了国藩的本质不坏。国藩不惜留下曾剃头的骂名，重典以治乱世。所杀之人并非私怨。在天津教案中，国藩不忍杀天津官员与百姓，虽内外交困，而尽力保全。国藩力办洋务，兴国兴清，在他心目中，国即大清，大清即国。作为一个人，他毕生有这么一个目标，忠于清朝、忠于国家，这是没有错的。当今我国经济虽有发展，而社会道德严重败坏，西方糟粕侵入。耀武扬威者，都是些商贾优伶，这些人不事生产，追求享受，华众取宠，目无祖宗，此一派乌烟瘴气，正待如国藩之人横空出世，扫除虫蝇猴狼，还我中华大地忠孝仁义之正气，国之幸也。国家的法令太宽松了，思想上管束少了，政令不行，虱蚤乱蹦。不提倡老祖宗的文明不行，不用重典不行，重典后，可再宽松，一张一弛之道。

 

　　虽然现在的评价比较多的承认文正公在中国文化及时代中的作用，但学者们还是比较保守的。
　　毕竟，充分认为一个曾经被人否定的人，那确实需要勇气。否则当心每个人一泡口水就可以淹死你。
　　但是，面对事实是一个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态度，这点学者们是做不到的，而实践者们又不会说的，只有那些真正的强者，他们会面对审视历史，面对现实推进社会的发展。
　　　理哥的帖好，我顶

　　我再顶
　　关于太平天国，是有一些新的思想出来，但那不是主流，是个别作为较小的读书人的想法而已，这样的想法，即使在清朝朝廷的方面，也是不少的。
　　再看太平天国，帝业未建，就已糜烂如此，能够希望将来他为人民服务吗？
　　他们那个拜上帝教，也没有任何科学的成份。却要用这样的演说去推翻持续了两千年的、强调有为的儒家思想，又是个极大的错误，错在不仅不能强国，还会愚民。
　　农民农民革命只是证明一个政权出现了危机，比如已经让民众无法聊以生存，但他们革命的目标除了改变现状的正确外，终极目的是什么，他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更何况洪的起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是一般的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宗亲夺权。
　　尽管维护清政权不一定是件正确的事，但平定战乱却是必须的，因为，任何战争都需要要人民的牺牲为过程，只是牺牲多少、牺牲了谁而已。
　　太平天国，镇压一万次都是应该的。
　　为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宗亲与平民默哀！

　　我还顶
　　曾国藩已不容易了，打了二十年仗，还不仅背负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湖湘人才的价值方向。毛泽东早期对曾文正公的佩服，也反映他对湖湘人才的影响湖湘人成长的影响。在新文化革命中，重要的角色蔡和森也是受其影响较深的人。
　　且不说在历史，即使在今天，我们都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曾国藩所做的对国家与社会贡献，我们哪怕能够做到一点点，就会有多少人来关注了，然而，我们今天的人又有几个为国家作贡献地呢，做出突出贡献的又有几个呢？如果又有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拿出方略保全人民并寻找阻击敌人，让胡主席他们过点安稳日子呢？

　　我接着顶
　　应该说，忠君爱中是曾国藩的政治的一面。而在他的思想里，更多的是爱民。
　　常有人说曾国藩为什么不当皇帝？
　　楼上说有人认为湘军式微，没有把握。淮军可能不会助他。但李鸿章应该是支持他的，并且劝过曾国藩坐大。从当时的军力来说曾国藩坐大问题应该不大。
　　然而他为什么不坐大？
　　四个字：为了人民！
　　曾国藩不坐大，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沂水家风，是曾家的基本家风，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和乐升平。那是他71代以前的祖宗、中国的贤人之一曾点的思想。
　　他70代以前的祖宗，中国的宗圣公曾参，又是个不喜爱权势与荣华富贵却安贫乐道　的人。
　　他的15世祖，也是忠字当头，为了忠，放弃了关内侯的高官高爵，率全族人南迁江西，当时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以至今天仍然被他的个别后人唾骂，见曾百川著《曾氏史话》104页）
　　。。。。。。
　　如前述过，曾国藩并非不可坐大，但他知道坐大的代价：20年艰难血战之后，又一场没必要的战争。与其用这些鲜血与银子，来为对自己来说并无太大价值的东西（他不求代代有官当，只求代代出秀才，强调后代文化的教育及后代的长期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家族的持续发展），还不如将他们用在发展经济与科技，早作准备，为将来与夷人作战做点准备－－这又为什么？他的压权战对国家来说是场可以不发生的战争，而与夷人的战争则对这个民族来说，是场必然的战争。
　　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佩服曾文正公了吗？
　　知道我们该怎么佩服方正公了吗？
　　

各位宗亲，你们都去瞧瞧吧！小弟才疏学浅，不知如何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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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一个教育家，特别是对家庭的教育。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洗尽铅华恢复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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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应该歌颂，即使有一点过了头的地方亦无大碍，可以进行探讨。可是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完人，所作所为，绝对正确。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而被迫重新思考。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重新开始时，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王朝。
    １９８１年３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１９８１年８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被迫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１９８３年３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性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一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
    近年来，上海一位“跨行论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在陆续发表的一些短文中批评了太平天国的政策与种种作为，后来结集成书，名为《太平杂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过去我们对太平天国始终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原因有二。一是暂时的原因，那就是论者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二是根本的原因，就是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著作都严重失实，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些浓墨重彩的“变脸”，而不是历史的真面目。既然历史事实都弄不清楚，又怎么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尽量揭开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洗尽铅华，恢复本来面目。
     

沐猴而冠的太平天国--读潘旭澜著《太平杂说》  

作者 余杰  
  　“重写近代史”乃是“重写现代史”和“重新当代史”的前提，亦是重建当下文化和思想的基础。而要“重写近代史”，不可回避的便是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早已被神话的“农民革命”。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相当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潘旭澜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当然，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潘旭澜在后记中引用“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显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虽然号称基督信仰，实际上它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专程赴南京观察之，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异端，所谓的“天王”差不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记载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他哪里可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其实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流氓自己创造出来的“四不像”。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过于突出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因素，遂将其与此前的“农民起义”区隔开来。其实，洪杨更多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翻版”，只不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们反而具备了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们，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极端主义的思维，专门研究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残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唐德刚将其斥之为“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秀全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至高无上的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则在这个属于“大王”们自己的“天国”里为所欲为，洪杨对部属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太平天国究竟有过哪些“德政”呢？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画饼充饥而已。于是，有学者苦苦搜寻，终于发现太平天国有过“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事实真的如此吗？且来看看洪杨制下妇女的命运：洪秀全在南京修筑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后，本来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但太监制度乃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积淀，非一时可以掌握。不得已，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中的服务员兼保镖，于是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奴隶劳工。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王朝的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内色情业更要“繁荣娼盛”若干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着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太平天国既非“革命”，也并非由农民所领导。太平天国的诸王当中，或为落弟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渴望龙袍加身的土财主，而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其首领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出于基层的“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奋不顾身地一博了——这是一种赌博心态，而非“革命自觉”也。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根本的区别。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惊人的下作和惊人的暴虐是一枚铜板的两面：在“天京事变”中，此“王”对彼“王”的杀戮，其残酷程度甚于与清兵的作战。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权力，赤裸裸的权力，成为惟一的力量杠杆。洪秀全则是这一切杀戮的最后决策者和操纵者。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如果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则会发现：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由此可见，“重写近代史”或“恢复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将遇到多少的困难与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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