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blue][COLOR=blue]        [ALIGN=CENTER] 曾国藩在京师期间的藏书活动[/ALIGN]                                [ALIGN=CENTER] 胡卫平[/ALIGN]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金榜题名。以后，他在京师生活了14个年头。此间，他因立志读书而有目的购书收藏。旨在“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京师期间，曾国藩是一个为读书而收藏的藏书家。然而，他的藏书活动却是始于道光十六年会试落第返乡途中的金陵城。

                                 一    金陵城典衣买书
    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中举，于是年十一月第一次来到京师。十五年三月，曾国藩会试落第，即寓京师长沙郡馆读书，以便来年的“恩科”再考。“穷研经史，尤好昌黎韩氏古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①十六年“恩科”试罢，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于是，他怏怏离都，绕道东去，沿大运河而下，作江南之游。
    曾国藩本系借债赴京赶考，此时囊中早以羞涩。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为睢宁知县，因而前去拜访、求援。易作梅，字春谷，湘乡大坪易氏，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湖南乡试举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曾官江苏宿迁、江都等县知县。家乡读书子弟的到来，易公甚为热情。当国藩诉说出自己的难处时，易公急人之困，慨然相借银子百两。国藩得此盘费，即经清江、扬州，然后溯长江西上而归。
    船过金陵，国藩上岸游览这六朝古都。在书肆，他看中了一部《二十三史》，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果买书，即无归乡之盘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踌躇之余，国藩想到自己所带的四季衣裘可以典当，终将其送进当铺，《二十三史》于是得之。
    回到白玉堂家中，国藩出示《二十三史》，父亲竹亭公问其所来，国藩如实相告。曾竹亭且喜且诫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②国藩听在心里，决心圈点一遍，并说：“间断不孝”。从此，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会试成进士，终于步入翰林院。
    曾国藩典衣买书的故事，他在自己的日记、家书中，曾多次提到“丙申年”（道光十六年）买《二十三史》之事。其弟子黎庶昌所撰的《曾文正公年谱》载：“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处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
    曾国藩未点翰林之前收藏的书籍，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进京赶考返乡途中所买的《二十三史》。“典衣买书”拉开了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的序幕。
注释：
①《曾国藩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38页

                                 二    无愧词臣  文章报国
    曾国藩会试成进士后，八月请假返湘。次年十一月初二日，国藩在家起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京师，备官翰苑。此间，他与同年进士、湖南茶陵人陈岱云等“联课作诗赋，馀每日写散馆卷”。四月十七日散馆，十八日出单，国藩取二等第十九名。二十二日，道光皇帝接见了他。国藩说：“同年仅两人改部，三人改知县，馀皆留馆，可谓千载一遇。”封建社会，读书士子以能留在翰林院为荣之喜悦，尽在字里行间流露。
    曾国藩留翰林院以后，不觉松了一口气。因而“日日玩揭”，“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40余天。六月初七夜，他回忆自己曾在道光二十一年改号涤生，幡然悔悟。他说：“涤生，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因知勉行，期有寸得，……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词臣即翰林。封建社会应试士子梦寐以求之地，首先就是步入翰林院，然后得差做地方行政长官，或成为文学巨匠。曾国藩早年读的是五经四书、八股文之类的应试之书，通过科举考试成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今三十而立志读书，一是要对得起“词臣”这个光荣的称号，二是想以文章报国。由此看来，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想得差做外官。当夜(六月初七夜)，他就拟定了”日课”：每日早起，习大字一百；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刻至亥刻，读集；学习心得载《茶馀偶谈》。次日，国藩即习字数纸，夜阅《二十四家古文》，记《茶馀偶谈》六则。
    读经、读史、读文集，就必须有自己的藏书。第三天(六月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中，看正史，……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回寓翻阅《卷葹阁集》。"
    《易知录》即《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编者取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历代史，于“纲目” 、“通鉴”中各取一字，谓之“纲鉴”。该书脉络清晰，述事简明，读者一看就明白，故称“易知录”。曾国藩初官翰林，囊中不免羞涩。他原有正史全套《二十三史》，故将新买的单套正史换回《易知录》。为了读史，他可谓千方百计。
    《卷葹阁集》，一名《洪北江诗文集》。洪北江名亮吉，江苏阳湖人。卷葹阁是洪亮吉的书斋名。洪既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官吏，又是著名学者，以诗、文知名一时。其《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讎、收藏、鉴赏、著述诸家。日后，曾国藩藏书诸家皆兼之一身，不能不说深受洪亮吉《北江诗话》影响。
    洪亮吉在地理、方志学等方面的成就也很大，编著有《乾隆府厅州县志》等方志、地理志及其它著作30余部。曾国藩读集，首选洪氏《卷葹阁集》，可谓其买书有所选择。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初官翰苑，五月以前忙于应试散馆，六月初立志读书，却于七月至九月大病一场。是年，他的日记，仅十一、十二月较为完整。但在他这些简、缺的日记中，却有十多次记述了去琉璃厂书肆购书的情况，可见，曾国藩立志读书，因而开始了藏书。初时藏书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做到无愧于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按他以后的表述是：“早年有志于著述”、“欲有所钻于作者之林”。
注释:
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86页       
 
                                    三    癸卯使蜀书目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七》上有一份曾国藩亲笔著录的《书目》，共8页。它虽然只著录了各种图书100余部，如论卷数却万卷有余。其中的《二十二史》《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子史精华》等四部书，就有四千余卷。经笔者考证：这份《书目》不是曾国藩京师初期全部藏书的目录，当时是一份“装箱书籍的清单”。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首次得差，奉旨典试四川，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初八由京赴蜀，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师，历时四个半月。行前，曾国藩清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又借了数种书籍，写下了“装箱书目”,准备随身带往四川成都。说这份《书目》是一份装箱清单，我们可以从《书目》中的内容得到肯定：
    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的日记中有“旋买《淳化阁帖》一部”、“是夜始读《诗经大全》二十页”、“是曰，始批《归震川文集》”之句，这些书均没有录入《书目》中，由此判断亲笔《书目》写于道光二十四年以前。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三月二十日有“新买《斯文精华》《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之句；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至琉璃厂买《周易折中》《庄子》《大学衍义》”之句。其中，《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庄子》等书未列入《书目》。又道光二十年的日记中，有阅小说《绿野仙踪》及《龙威秘书》等十数种书的记载。这些书不可能全是曾氏借别人的，也未列入亲笔《书目》。由此可知，亲笔《书目》不是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
    亲笔《书目》中的《王刻十子》等四部书注明是借纽松泉的；《文献通考》是借周华甫的。借别人的书，没有必要列入自己的藏书目录中去。因此，亲笔《书目》也不是代表曾氏部分藏书的目录。
    《书目》中著录：“《十三经注疏》十六套，留《易经》在京，京钱二十五文。”“留《易经》在京”表示曾国藩将要离开京师。为什么《十三经》独留《易经》呢？因《书目》中已列“《周易》南寄”，不必重复了。《书目》中有《周易》《经世文编》怀诒堂《四书》等注明了“南寄”，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禀父》信中有：“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怀诒堂《四书》《周易》各一部”之句。“南寄”，即湖南家中所寄。
    这份亲笔《书目》，在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中，是与曾国藩典试四川所带的衣物装箱清单等排列在一起的。综上所述：亲笔《书目》确是曾氏典试四川随身所带书籍的一份装箱《书目》。
    从京师到成都往返万余里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初次得差出京，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一路春风得意，为显示钦差正考官的学问，带万卷书随行，也是正常之事。因他亲笔所为的第一份《书目》是他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年）典试四川随带书籍的目录，并非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本文便把它简称《癸卯使蜀书目》。
    《癸卯使蜀书目》有一个显著的的特点是大部分书籍注明了当时的书价。如《朱子全书》二十四本，四千文。古时，最小的货币单位是“文”，有所谓“一文不值”之说。一文钱即一个缗钱。“缗”是古代穿铜钱用的绳，铜钱中心有个小方孔，故钱又有“孔方兄”之雅称。将一千文铜钱穿在一起称“一串钱”。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清初，一串钱（一千文）可换白银一两。但它因时而变，据钱泳《履园丛话》称：“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 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至嘉庆十七八年，银价每两九百文内外。道光中、晚年，银价又上涨。《朱子全书》四千文，当时大约值白银三两多一点。曾国藩当年注记的书价，是道光年间书价见之于记录，极有考订价值的资料，在古籍研究中有它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久居北国，在京师已有6年之久。此次得差，初睹“五千里秦树蜀山”，畅怀之游，诗意盎然，他在读万卷书之余，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联语。九月二十一日，曾氏《日记》曰："由省城起行，行四十里住新都县。县令张宜亭招游桂湖。徘徊观眺，极饶野趣。"次日早，张令又招国藩在桂湖饮酒。曾氏作《题四川桂湖》联。自注云："癸卯九月，使旋过新都县。张宜亭大令邀游桂湖。湖为明杨升庵旧址，约广三百亩，皆荷花，绿堤皆桂树，张君修葺不俗。酒罢，因题联语。"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读罢此联，如诗、如画，余味无穷。
    国藩二十三《日记》又曰："早起，行五十里尖德阳县。五十里，住罗江县。在途中作《游桂湖五章》。夜，书寄张宜亭大令。"
    国藩联云：“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或是诗人诗意未尽，故途中又作《游桂湖五章》，其第三首诗曰：
                           十里荷花海，我来吁已迟。
                           小桥通野港，坏艇卧西陂。
                           曲岸能藏鹭，盘涡尚戏龟。
                           倾城游女盛，好是采莲时。
诗清逸秀丽，真乃“极饶野趣”。
    九月二十七日，曾氏作《早发武连驿忆弟》，诗中有句曰："疲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雄浑之气，实乃得山川之助。
    十月十一日，曾国藩33岁生日。曾氏是日《日记》曰："三十三生日，作七律二首（笔者按：实三首）行五十里，尖观音堂。又五十里，住宝鸡县驿。馆后有平台，俯临渭水，对岸为南山。六日由褒城至宝鸡山之东西也，南北则绵垣万里，不可穷极矣。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读万卷书，不行万里之路，岂有雄文传世？

                                四    京师初期的藏书师友
    曾国藩在京师初期的藏书活动中涉及的人和事较多。本节仅以《癸卯使蜀书目》中记载的人事，略作介绍。
    周华甫：湖南人。曾氏日记中有“饭周华甫处”，“至周华甫家拜寿”等句之记载。道光二十八年曾氏《致陈岱云》曰：“同乡周华甫、李梅生之逝，同在一月，亦省运之否也。”时，周华赴当官京师。周氏既借书给国藩，又有赠送之举，此间，他们相从甚密。
    纽松泉：籍贯不详。道光二十六年，曾氏《致刘传莹》曰：“顷接纽松泉复书，知已在彼畅谈一切矣。”刘传莹与曾氏为藏书之友，曾氏借纽松泉之书甚多，由此可知，纽、刘、曾都是藏书之友。
    胡咏芝：即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堂、胡林翼被誉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氏日记有“胡送余《陶文毅公集》二部”之句，陶文毅即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任两江总督。陶澍与左宗堂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却是陶澍的女婿，曾国藩尝讥其“辈分不合”。曾国藩与胡林翼相交甚密，但对胡的岳父大人及其家人却并不恭维。咸丰初，曾国藩为筹湘军饷项，劝安化陶家捐钱三万两，陶家仅出二千两。曾氏大为不快，他在《复郭嵩焘》云："陶文毅之宦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①
    曾氏《复骆秉章》也云："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②
    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影响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年间，他们继续互赠书籍，先后开局刻书。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为胡氏“箴言书院”捐款，并亲自开列了《箴言书院藏书目录》。
    唐鉴：字镜海，长沙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初入翰林院，即拜唐鉴为师，唐鉴送其《畿辅水利》一部。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至唐鉴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答曰：“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唐鉴之教，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极大。道光二十三年，曾氏《复贺长龄》云：“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道光二十五年，唐鉴撰《国朝学识小案》一书，曾国藩为其校字付梓，并作《国朝学识小案序》。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由此可知，曾国藩为学，确由唐鉴引导入学，为钻研“四学”，京师期间，曾国藩大量购书，就是为读书而藏书。
    钱振伦：字仑仙，又作楞仙，浙江乌程人。仑仙在京师“文名一时”，国藩与其互有诗赠，为文字交。
    同治五年，钱振伦著《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嘱国藩为序。曾国藩请吴汝沦起草，经自己核改成《钱愣仙姘文序》一篇，其中文曰："始余在京师，与君连棚而居，日相游从，酣嬉跌宕而不厌。咸丰改元，与君执别，忽忽近廿年，仅一再遇君袁浦。"由此可知在京师期间，曾、钱相从甚密。钱振伦曾赠《李安候四种》与国藩，两人又为藏书之友。
    王少崖：即王延长，少崖（岩）其字。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曾氏日记有“拜王少崖”之名，这是他们交往的最早记载。
    咸丰八年，王少岩官江西南城县令。是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南城，十二月初四日，少岩尽地主之谊，陪同曾氏至南城东乡上塘村李甲芸家，观看了李家藏书。战火之余，曾、王对幸存的李家藏书之富，感叹不已。咸丰十一年，王少岩入曾国藩幕，以候补知府衔与隋藏珠共同管理“东外粮台”。同治四年十一月，曾氏在安庆设立“报销总局”，王少岩“专司勾稽”。曾国藩去世，王少岩挽曰：
                             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注释：
①②《曾国藩全集·书信》第469、477页

                                五   管理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10年始成的一部大型丛书。共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它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另仅存书名而未收录的尚有6819部，94034卷。全书手工抄成七部，分别贮在京城宫内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所以又有“四库七阁”之说。
    文渊阁是清代宫廷收藏《四库全书》的地方，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管理，故可称为国家图书馆。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曾国藩典试四川刚刚回到京师，就被授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充任文渊阁校理，主要做图书的注册、点验之事，并侍班于文渊阁，陪伴皇帝读书。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十二月以侍讲学士身份，充任文渊阁直阁事，主要负责《四库全书》的保管，与校理官轮番值日。每逢春秋之时，《四库全书》必须在阳光下曝晒，直阁事则亲自经理一切。
    清代，为了管理好宫廷藏书，文渊阁设提举阁事一人，以内府大臣兼任，率领内务府官属管理阁事，即内府藏书的实际负责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馆长”。曾国藩充任直阁事，是文渊阁的具体负责者，可称为“馆长助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他在《禀父母》的信中说：“直阁事四缺，不分满汉，其职司则皇上临御经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咸丰九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一文，追述了管理国家藏书的这段生涯。他说:"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从侍讲学士骤升为内阁学士，超越了四级。从文渊阁校理到直阁事，曾国藩在文渊阁工作了四年。同治三年，曾国藩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时，曾委托翰林院刘崐在文渊阁抄出王船山未刊著作数篇。由此可知，曾国藩对《四库全书》熟悉的程度。文渊阁藏书的组织管理，从明代起就是按“千字文”排次的。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富厚堂藏书楼的藏书的组织管理，也是照“千字文”上“天地元黄……”排次。
    《四库全书》之富，诱发了曾国藩对书籍的嗜好。而参与文渊阁藏书的管理，对其一生酷爱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六    同文堂巧买《二十一史》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见同文堂书铺有北监版《二十一史》一部，即“视为至宝”。因此书系（明）北京国子监刻印，以其精古著称于世。故乾隆初武英殿刊二十四史，即照北监本模样。但殿本中的辽、金、元三史人名有改译。曾国藩因此说："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辩，故殿本虽佳，犹以三史为憾，善读书者，往往以北监本为善本而苦其难得。"①
    千载难逢，自己欲购，则苦于无富余银钱。恰好此时，江西吉安知府陈岱云（国藩同科进士，儿女亲家）寄来1400两银票。曾国藩代其处理诸事后，尚存银百余两。曾氏认为：“零碎用去，不若办一整件”。决计为陈岱云购买《二十一史》。然“又恐其在外已经置买”，但“其价颇廉”，更因“同人皆眈眈此物”（国藩藏书好友刘传莹曾就此书与书贾还价为银九十五两），即以百金代陈氏购定。并请郭嵩焘、冯树堂、江忠源诸人“逐页翻查”。当即发现此书缺《南史》，其它《二十史》则“无一缺页，尤为可爱”。同文堂书铺老板解释说：“《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曾国藩误认为老板是嫌卖价太便宜而故意这样说，马上表示：“虽无《南史》，吾亦买之。”此时，国藩心生一计，待书捆扎好，即交同来的张芸阁先行带走，嗣后交银与书贾时才说：“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无奈允之。嗣后，国藩屡次催问，书贾说借书者已经出京。
    岁月悠悠，不意一晃两年又半。《南史》二函仍然“泥牛入海无消息”。此时，国藩反而极为冷静。他说："以七十金而买北监版《二十一史》，即缺《南史》二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得也。"②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同文堂书贾终于将《南史》二函送到。国藩亦将银三十两在中秋节送去。并书告陈岱云说：“待台驾到京，即以书奉呈，斯为完璧”。③然国藩仍在叨念：“此书细看，实为难是之品”。“书痴”之态，跃然纸上。
    巧买《二十一史》，却使曾国藩付出了较沉重的代价：同文堂书贾由此对国藩存有戒备之心了（详见《痛谈买得宋版（广韵）》一节）。

                                七    流连厂肆  自称“书痴”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起源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的书铺就有30多家。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 李文藻系乾隆辛巳进士。“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朋友借钞，藏书数万卷”。由此可知，“典衣买书”，古来有之，也因有如此“书痴”，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琉璃厂书肆记》这一珍贵史料。
    琉璃厂位于京师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故名。旧书肆在此形成后，读书士子到此购书，俗称“逛厂”，或说“浏览厂肆”。琉璃厂是京城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曾国藩供职于文渊阁，管理的是国家藏书，他自己的藏书却是靠遍访琉璃厂书肆而初具规模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到京散馆，咸丰二年六月出都（中间仅充四川乡试正考官出都四个半月），在京整整生活了12年有余。在这12年中，国藩断续记有的日记，目前发现刊刻的，合计只有3年零8个月（国藩连续不断的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这些在京的、断续的、内容简短的日记中，却有60多次记载了逛琉璃厂购书的活动。
    道光二十年（全年日记仅80天）六月初七日夜（到京后开始记日记），国藩补记了上半年到达京师的大体情况，初九日的日记载：“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的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由此可知，国藩六月初九以前就到琉璃厂书肆购买过正史。他到京不久，就是琉璃厂的常客了。
    曾国藩逛书肆，常常是流连忘返。见到好书，还免不了与人争购。
    "去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日记）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曾国藩藏书渐入佳竟，但尚能反省自己过分的行为。他整天泡在书肆寻觅，在他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
    "已正至漱六家早饭，与同游厂肆一日。"（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早饭后，漱六来，约同逛厂肆，酉初归。"（咸丰二年正月六日）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陈岱云》信中说：“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国藩流连厂肆，穷日不倦，自称为“书痴”，倒也名副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与琉璃厂书肆老板之间的关系，更能进一步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书痴”。
    “夜间龙威阁书贾客来，耽搁一时。”（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早间文秀堂书贾来耽搁。”（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书铺老板早晚来会曾国藩，多半是呈送样书或通报书籍信息。然曾国藩关心书铺老板儿子读书一事，则说明他与某些书贾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在《致刘传莹》信中说：“文华堂以数示我，阁下所买毕刻《通鉴》与《五礼通考》共百千。渠意作两半之，则《通鉴》直五十千矣。……文华堂有子读书，渠现将南归，意欲为其子择师附课。按期批改诗文，仍时至彼居中抽查工课，渠每年送修金三十两。将以上溷阁下，而深恐见拒，托国藩一为探询云云可否？阁下面告渠知道可也。又竹汀老人丛书买过否？直几何钱？乞示。”④
    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老板中是极有名声的。他流连厂肆，穷日不倦，因购书而关怀书肆老板儿子的读书。确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痴”。
注释：
①②③《曾国藩全集·书信》第51、52、61页
④《曾国藩等往来书稿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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