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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军

        晚清曾国藩创建的一支军队。1852年12月(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从湖南北出,攻克汉阳。曾国藩以礼部右侍郎丁懮在籍(湖南湘乡)守制,咸丰帝命他帮同该省巡抚办理团练。他复奏咸丰帝称,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另建新军。于是,他以湘乡练勇为基础,在湖南编练成一支军队,称为“湘勇”,又称“湘军”。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其营制主要采用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束伍”成法。陆军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十人为队,队有什长;八队为哨,哨有哨长,统以哨官;四哨为营,辖以营官;余为亲兵,直辖于营官。各队以抬枪﹑刀矛﹑小枪等长短兵器配合作战。水师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有长龙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各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哨官之上,辖以营官。船只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枪刀矛,以备近战。湘军营以上设统领,统领辖数营至数十营不等。其后又在统领下增设分统,以便于指挥。在武器装备上,湘军不仅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还自设船厂,仿造新式武器。

      湘军于1854年初在衡州(今衡阳市)编练建成时,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另有夫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余人。初战在靖港败于太平军,继在湘潭﹑岳州(今岳阳)获胜。是年夏,出省作战。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区争夺。1858年5月,攻占九江,其精锐李续宾部即深入皖中,气势很盛。至11月间,李续宾及所部六千余人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之役被太平军歼灭,锐气顿减。1860年,曾国藩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筹饷较易,湘军势力大为扩充,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主力。1861年 9月,攻陷安庆。次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再以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沿江进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以左宗棠部及李鸿章新募淮军进攻江浙其它地区。1864年 7月,湘军攻破天京。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声势愈大。曾国藩为避免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大量裁撤直系部队,其支系仍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镇压捻军。湘军水师则守湘军旧制,取绿营规模,改建为长江水师。以后,左宗棠平定新疆虽也利用湘军,但湘军已不是国家的主要军队。

      湘军的兴起,使清代兵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湘军建立前,清朝常备军为绿营。绿营兵为土著世业,将由铨选调补,军饷由户部拨给,兵权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正与绿营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力,自成派系。当湘军在实际上取代绿营时,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国家经制的世兵制度,近代北洋军阀的起源,实始自湘军的“兵为将有”。

      始于湘军的“兵为将有”对晚清政局也产生重大影响。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檡昭﹑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根据清代定制,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按劾﹑司法。但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惟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地位。故六部可以控制督﹑抚,全国权力集中于中央。但清代这种格局到湘军将帅担任督﹑抚后,就发生了改变。手中有兵有将的督抚把两司降为属官,不听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迁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抚事权过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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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一山著<曾国藩传>一书。其中说到:再以湘淮军造成私人的军队,后来演变成军阀一事而论,有人也归咎于曾国藩,说是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其实曾国藩更不能负这个责任。他在坚辞节制四省的奏摺中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几括甚微,关系甚大。区区微忱,仰祈鉴纳。
      王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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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说湘军历史影响  
                                       看鱼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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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年后于南京立国,兴兵百万裂土千里,欲与大清朝争天
        下。一时间,东南半壁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是时绿营编制六十六镇,满额应为
        六十万人,然而军政腐败,许多协营都是有额冒领而无兵可调,且能调者亦不堪战。于是
        朝庭遂陆续在全国任命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做为第一个受命者编练湘勇,在
        以后的十多年战争中,这支民兵或集体性质的军队愈战愈强,最后逐渐取代了经制兵,成
        为国家主力部队,长期担任国家战备职责达五十余年,只到甲午战争后才衰忘。半个多世
        纪里整个湘军系统对国家的作用于影响是值得细较的,但篇幅有限此文只能略作评说。

            在漫长的中国军事史上,热兵器火力网的配合研究和实际应用是湘军首创,在最初的
        编练时曾对当时军中常规火器抬枪和小枪曾就配合问题多次改动,将火器的配置到每一哨
        ,定为每哨冷兵四队,小枪两队抬枪两队,而每营专配劈山炮两队。曾国藩又亲身研究劈
        山炮炮子,将原来的每炮一百子增加到三百子,改用熟铁制炮子,增加射程。湘军组织了
        远程用劈山炮,中程用抬枪,近处用小枪的火力网,冷兵队一般为热兵护卫,尽量减少肉
        搏。这种战术思想,以前是没有的。
            湘军以前,军队开拔每到一地都是就地征夫,用完即放,属于国家征用,干活百干。
        湘军的编制中,增了长夫一项,这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将人夫编入军队编制,长夫随军出
        征,只修路架桥筑营搬运,不配兵器,不参战,但支饷银。实际上是现代工程兵的起源。

            除了保卫家园,出省湘军最盛时兵力在十万左右,且从来都是四处分散作战,小部千
        余人大部万来人,而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是在攻陷南京之前,集结了八十余营,约四万多
        人。十年之中,在近二十万腐败不能战的绿营兵配合协助下,先后剿灭了太平军,升平天
        国军,天地会军,串子会军,白莲教军等大大小小近两百万各地叛乱军队,无可非议湘军
        的战斗力是远远胜过太平军的。仅说初出湖南第一仗攻克武汉三镇,是时湘军陆军大小十
        三营,五千余人,水师十营五千人。战舰三百六十艘。加上有湖北绿营军和团练一起,全
        军战勇约一万五六千人。当时武汉三镇皆在太平军手中,武昌是湖北省垣,湖广督署所在
        地,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城内太平军两万人,城外江中太平军战船两千余艘。武汉九省
        通衢中华名城,这场攻防战双方都是看得很重的。然而开战仅四天,太平军喪师六千,弃
        城而逃,水师被全歼,而湘军伤亡仅两百余人。
            就国家经济上的影响而言,湘军的协饷促成了厘金的产生和完善。本来湘军系地方军
        队集体性质,最开始朝庭是不支饷的。而一开始,都是靠曾国藩的门人弟子捐助后来供不
        起了,左宗堂郭昆焘等人四处募捐,其后愈办愈大,粮饷愈来不济,只能求助于朝庭,这
        时的湘军已经为朝庭所依重了,朝庭自然愿协饷。但是众所周知,清代库入主要是靠地丁
        ,槽粮两税和盐,茶两课。而太平军定都南京又霸占了两淮苏浙,运道受阻。只有川盐能
        出市了,课入自然大减。是时天下动荡,人心思乱,四处跑的都是难民,地丁和槽粮的起
        解与留存情况都不好,这样一来只能开征新税,即厘金。厘金即工商业税,最初只分行厘
        (货物过路税)与坐厘(商店营业税)。本来厘金是由江南大营帮办雷以俭为协向荣一军
        之饷首倡的,开始只是地方私办。后来朝庭看此法可行,即设厘金总局,而具体规划与条
        款都是湘军参机要郭昆焘和左宗堂带着一帮士人斟酌制定的。以前没有专征厘金的税吏,
        具体的征收也是由湘军中各帮办来完成的。
            按曾国藩的建军思想,当时湘军有一条完整的后勤系统,这可能也是首创。湘军初出
        衡阳时,专载淄重船一百余艘,煤米三万余石,油盐七万斤。当时战勇才一万一千人,却
        另携长夫水手木匠铁匠医生等个类杂役六千多人。关于这曾国藩的解释是“凡米煤油盐布
        茶肉食铁铅竹木之类百物皆备,一应匠工俱全,凡兵勇扎营,即以船为市,所发之饷即换
        吾船之钱,所换之钱即买吾船之货。”这套系统是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医疗,军工修理,
        银钱兑换等一系列后勤工作,而且保证了整个集体的银钱不外散,不受乱世物价波动的影
        响。这实际上是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稚型,九五年笔者在长沙呆过半年,当时感觉怪怪,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外省的香烟和啤酒,和许多外地产的生活必需品,地方保护到了这种地
        步,相信去过长沙的人都有印象。
            湘军的突起,使得晚清六十年绅权日重。湘军除出省作战之外,省内还有几万乡勇团
        丁,皆由地方绅士把握。当时匪盗横行,各种非法事件几乎通行无阻,官府不能制,只能
        依靠这些带兵乡绅。早在左宗堂入幕骆秉章时,骆对左完全信任,基本上不管事,左又偏
        向乡绅,致使这些乡绅权力扩大,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缉盗剿匪了,有的能给人定罪施刑,
        有的直接干预地方官施政,大多俨然郭解重生,几乎都是半官半民。前面说过,当时全国
        帮办团练大臣就四十三个,几乎每省都有团练,后来其他各省乡绅都效仿湘中,这样泛滥
        的绅权,国史上恐怕只有汉前才出现过。
            各地叛乱基本平息后,原来湘军将校纷纷担任武职,这其中一品武官就上百人,一些
        人经过多年历练成为国家干才,如左宗堂,李鸿章,刘坤一,刘锦堂,钱应溥,沈葆祯等
        等。而南方各省总督,将军长期由湘军将领担任,此前的大清国,汉人是不可能担任这么
        多的武职的,其政治影响完全涉及到民族矛盾,但非千言所能尽述。

            附:编制参考
            湘军陆军编制:每营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分营官亲兵,前,后,左,右四哨共五部
        分,营官亲兵六队,每队亲兵十人,十长一人,伙勇一人,计六队七十二人。每哨哨长一
        人,护勇五人,伙勇一人,每哨八队,四队冷兵,两队小枪,两队抬枪,抬枪队正勇十二
        人,小枪,冷兵队正勇十人,每队队长一人,伙勇一人,计八队一百另七人,四哨兵四百
        二十八人,合营官哨官计全营战斗兵力五百另五人。
            每百人用夫不得超过三十六人,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只能少不许多。
            陆军饷章:(一营为例)营官月薪五十两,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军装书记医生工
        匠薪粮皆在办公费内)哨官日给银三钱,哨长日给银二钱,队长一钱六分,亲兵护勇皆一
        钱五分,正勇一钱四分,伙勇一钱一分,长夫一钱。以上各项大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
        二钱,小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

            水师编制:每营营官一人,每船哨官一人,三十船一营,分长龙船八只,锨板船三十
        二只,长龙船桨手十六人,橹工四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二人,一船二十四人。
        觇板船桨手十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两人,计十四人。每营五百三十一人。
            炮位制:长龙船头炮两尊,各重一千斤,边炮四尊,各重七百斤,梢炮一尊,六百斤
        ,觇板船头炮一尊,重七百斤,梢炮一尊六百斤,两边小炮两尊,各重五十斤。每船另配
        小枪,喷筒以备近战。
            水师饷章:营官月办公银二百两,哨官日给银四钱,舱长一钱六分舵工一钱五分,头
        篙炮手皆一钱四分,桨工一钱二分。

            营规
            一,五更三点皆起,放醒炮,派三成队巡营墙一次。
            二,清晨演早操,各哨官看操。
            三,午时点名一次。
            四,黄昏演晚操,各哨官看操。
            五,灯时,派三成队巡营墙一次,放定更炮。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
            七,每夜一成队巡营,唱更。

            日常课程
            一,逢三,六,九日午前,教场演阵法。
            二,逢一,四,七日午前,练抬枪,鸟枪打靶。
            三,逢二,八,午日前,跑坡,抢旗,跳坑。
            四,逢五逢十日午前,营中演连环射击。
            五,每日午后,营中练拳术,刀术,长矛等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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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后曾国藩创立和领导的湘军,历尽艰辛终于攻破天京城,为满清平定了天下,千古伟业,震古烁今,皇恩浩荡,曾国藩官封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荃封一等伯爵 ,兄弟俩同为封疆大吏,威震朝野.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一手缔造了湘军,培养出了大量湘军领袖人物.当时的封疆大吏全国8督12抚中有一半出身湘军。高足李鸿章更是曾国藩一生的骄傲,衣钵传人,湘淮一脉,文正公相人识人用人为当时今世之典范.后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 谥号"文正",封建文人士子之最高谥号,满清得此谥号者唯8人.曾国藩功勋卓越,曾门富贵无人可比. 《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今几千年,兼齐四项者唯曾国藩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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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理兄:
                3年后曾国藩创立和领导的是湘勇而不叫湘军,湘军是后来左宗棠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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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词典;[湘军]以曾国藩为首的军阀武装。.....粮饷由清朝政府拨给、属于[官勇]称为湘勇。后一般谓之[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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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军的最后一站在辽东半岛,跟日本人打的,但与50多年前的气势不可同日而语,失败了,也彻底解散了.请问叔叔后来的湘军将领都哪里去了?
                弘扬宗圣公大学之道,孝儒之道,团结所有曾家弟兄.广东高要人,在佛山工作.
                新浪博客紫云小鱼 http://blog.sina.com.cn/u/237997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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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籍人才之间的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重要手段。近代湖南人才之所以出现群体现象,即一出现就是一大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带、扶植和举荐的关系。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更需要培养、扶植和举荐。而所有这些往往都是先从人才各自周围和所熟悉的人中开始的。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拔举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李续宾于军旅之中。对于优秀人才,他会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举荐。经他提拔举荐的人才几乎遍于海内,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文正全集》,书札,卷四。)故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萧一山《清代通史》统计的87名湖南中兴人物中,湘乡的有36人,占总数的41.4%。此外,他也重视联姻和从学生、亲属中选拔人才。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也是儿女亲家;江忠源、彭玉麟师事曾国藩;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王鑫、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曾贞干、曾纪泽都是一家人,系兄弟父子关系。江忠源、李续宾、刘蓉、罗泽南各自的同胞兄弟,都在湘军中担任要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参见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近代湖南人才成群成批地出现,且前后少有间断,这的确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独特的历史现象。然而我们倘要对湖南的各个人才群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还同样存在着一个会让人感到惊讶的现象,这就是:近代湖南的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
                    其实,近代湖南人才格局不合理的状况,杨度和杨昌济二人早有论及。杨度说:"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湖南人之足迹。盖至此时,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之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薮,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生计至大。十余年来,闻朝廷欲用一非湘人为两江总督,则江南之官场与军队皆哗矣。此处撤兵,被处遣勇,而湖南人之恐慌时至。游勇归乡,斯会匪滋蔓,自食其力
                  已非所能,不盗不止也。呜乎!此以做官与当兵为生活之结果也。……今日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湖南人不竞争于工商,而惟做官与当兵之竞争,必对于国外而为外人所压,对于国内而为闽、粤、江、浙之人所压,其以淘汰而劣败必矣"。(《杨度集》第432页。)杨昌济也说:"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结论。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的人才格局,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找原因。客观上的原因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地理环境的。即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境内山多田少,经济落后,没有经济实业发展可以凭借的舞台,因此也就难以造就经济实业的杰出人物;二是社会经济上的。即湖南因明清两代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到了近代人口成倍增长,耕地已经不足,而湘军功成后,将领们衣锦还乡,将手中的钱财大量购置田产,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因而也就难于进行较为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大实业家与大商人了。主观上的原因也有两层:一是政治参与的激励作用。即湘军功成,湘军人物因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显赫的军事功绩而官居要职、名利双收,便给后世湖南人树立了榜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湖南学子从军参政的热情,造成了一种"士乃嚣然喜言兵事,家颇牧而人孙吴"的特殊社会风气,其时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等一类格言,几乎成了所有湖南士子的座右铭,使诸多优秀学人都只求走向"内圣外王"、"济世安民"、"兼善天下"的从政之路,而不屑于去从事那锱铢必争的经商活动;二是思想观念的导向作用。即湖南的先贤们都崇尚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国藩与左宗棠等人都提倡安贫乐道,艰苦奋斗,勤俭廉洁,力戒奢华,并且以身作则,严于自守,这种思想观念的导向性,虽然有教育人们追求道德完美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人们经商求富的积极性,它与前面的政治激励配合,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把湖南第一流的人才一代又一代地吸引到从政之路,致使从事"实业救国"、"经商富国"、科学救国"的人才寥苦晨星。(参见彭大成:《近代湖南政治军事人才辈出缘何未见经济实业巨子》,见本书。)
                    近代湖南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其实地域分布也不均匀。大体上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乡、湘潭、宁乡四地。《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所列的959位近代人物中,该四地共400位,占总数的41.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潭、宁乡、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朱翔:《近现代湖南人才地理研究》,见本书。)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郭辉东:《湖南近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4期。)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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