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
    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 “‘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该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连连,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