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田,位于万载县西北角的仙姑峰下,仙人湖(潭口水库)畔,是隶属于万载县仙源乡青溪村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山水宜人,交通便捷,通信发达,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清朝康熙年间,小田曾氏开基祖第69派毓升(行加升)公自广东省镇平县徐溪乡(今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新铺镇的黄坑村、东陂村、高乾村、徐溪村、黄沙村、三坑村一带)始迁湖南浏阳文家市约居5年,后又徙居“万邑籍第十六都二图”(即今万载县仙源乡青溪村小田)。我公裔孙从此便在小田落地生根,兴家创业、繁衍生息。从加升公到小田开基至今已有350年左右。现在加升公后裔达322人(其中男丁131人)。目前我公裔孙辈分最长者为祥字辈(私派为在字辈),辈分最幼者繁衍到了垂字辈。由于多种原因,我公有一部分裔孙又从小田徙居新村、高坪、上亭、仙源街、仙源坑口、株木村、赤兴浙桥分水坳、双桥街、株潭亭下新红、万载县城、宜春市区、吉安市安福县泰山乡、安福浒坑万沅、浏阳文家市等地。加升公次子仲明公次孙良裔,衍株潭亭下,为良裔户【旧称兴益(承灏)户】;三子仲日(号令文)公,衍仙源小田,为仲日户(旧称令文户)。 我公裔孙历来与周边各地宗亲血脉相依,参与了本地致昌祠与光裕祠倡导的多届族谱重修(续修)及宗祠兴建暨各种宗亲联谊活动。我公裔孙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首次参修族谱,在本县共参修七次,其中清嘉庆七年(1802年)、清道光五年【(1825年),致昌祠二修】、清光绪十年(1884年)族谱记载第55派——59派的祖源世系为:启海——昌祚——仕贤——四十郎——德铭,该世系与加升公祖居地黄坑猪兜窝本房宗亲及台湾屏东竹田启海房“黄坑户”宗亲的世系吻合,且从68派起私派派语【朝(兴)加仲承良、子传清正在、应起秀英长、盛道荣家会、鸿儒庆瑞章】也是一致,故该祖源世系是正确的;而其余四次【清同治元年(1862年,致昌祠三修)、民国四年(1915年,致昌祠四修)、民国廿七年(1938年,致昌祠五修)及1994年(致昌祠六修)】谱载第55派——57派的祖源世系为:启溪——待——德铭,而德铭公——加升公是启海房世系,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所以该祖源世系是错误的。我公裔孙为正本溯源,分明昭穆,2012年毅然决定远赴祖居地蕉岭县参与族谱联修,要求蕉岭谱局将我公第55派先祖恢复为启海公,漏修的第56派铭(昌祚)公与第57派仕贤公谱记资料重新恢复,首次将四十郎公确定为58派,将玉汌公确定为63派宏汌公,四十郎公以下裔孙派次均增加两派,从原来错误的63派宏辈(“宏进”公)起派语均下调两辈,采用正确的祖源世系按蕉岭县编谱规则参与联修。
另据我县清嘉庆七年(1802年)编纂的《万载曾氏支谱》(良杰公、良光公领谱)记载(含后来的手写记载),加升公长子仲青公繁衍了六代裔孙(如“仲青——承秀——良杰——子贵——喜传——长清”等),而我公裔孙在其余六次参修的族谱中却没有续载,仲青公至今有无裔孙,还有待查实。 由此看来,我公裔孙在不同时期修了两种不同祖源世系的族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我公部分裔孙思考分析如下: 一、加升公到小田开基后约130年来从没参与族谱联修,直至其第四代裔孙(良耀、良达等)在清嘉庆七年(1802年)始修族谱,且只是与本小田启海房永才户及黄茅南岭白石启海房承学户裔孙这三户宗亲小范围联修《万载曾氏支谱》,并未参与清嘉庆元年(1796年)致昌祠《曾氏族谱》在本县及周边地区首次联修。或许曾致昌祠倡导联修族谱时我公裔孙就不清楚自己的祖源世系,无法参修;或者曾致昌祠倡导联修族谱通知不到位,我公裔孙错失了曾致昌祠首次联修族谱。但在7年后《万载曾氏支谱》成功编纂问世,相传加升公第四代裔孙良耀(广耀)公、良达(广达)公步行至广东祖居地寻根问祖,因此这次编纂族谱的祖源世系是没问题的。清道光五年(1825年)致昌祠《曾氏族谱》第二次联修,我公裔孙首次参加,当时良达公还高龄(69岁)在世,由他把关的祖源世系与前一次吻合,没有任何偏差。 二、清同治元年(1862年)致昌祠《曾氏族谱》第三次联修,此时距第二次联修相隔37年之久。我公第55派——57派的祖源世系就改为了:启溪——“待”(资料与启海房58派四十郎一致)——德铭。据广东揭西五经富族谱记载,“真实”的待公生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德铭公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年),待公比德铭公小42岁,怎么可能成为德铭公的父亲呢?为什么会导致这种错误呢?或许良达公逝世后,当时的我公裔孙不够重视祖源世系问题,加之当时科技通讯不发达,信息闭塞,我公裔孙无法确定祖源,所以这次联修族谱的祖源世系跟前两次的截然不同了。究其原因,首先或许是当时谱局造成的,因为当时的启溪房还有其它地方也采用了这种错误的祖源世系;其次或许是我公裔孙盲目跟着本县高城桃源兰家田启溪房伯岸户裔孙改祖源世系的,因为小田加升公裔孙与兰家田伯岸公裔孙56派的祖源多次“捆绑”在一起,致昌祠二修、三修族谱时是否一致不得而知,但在致昌祠四修、五修、六修及光裕祠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族谱时,加升公与伯岸公在56派的祖源都是一样的,伯岸公裔孙在光裕祠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族谱时56派的祖源是启海公,意思是伯岸公裔孙曾经跟加升公裔孙一样同属启海房,其余几次重修族谱时两公裔孙同属启溪房。启溪公曾孙待、行;启海公儿子昌祚、光祚同为同胞兄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行公谱记资料中有“行,名光祚”的错误记载,如果以行公接祖源,就属启溪房,如果以光祚公接祖源,就属启海房,这样就使得当时的伯岸公裔孙与加升公裔孙晕头转向,很难确定两公到底属哪个房系,不是伯岸公裔孙随加升公裔孙接启海房就是加升公裔孙随伯岸公裔孙接启溪房。伯岸公祖源世系还漏了56派的乐叟公与57派的?(源、澜或清,待考)公,我公后裔也就漏修了56派的铭(昌祚)公与57派的仕贤公,直接将58派的四十郎公改为56派待公,并且谱记资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这样就使加升公与伯岸公成了“同派(67派衍)兄弟”。这种错误的祖源世系完全是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另外顺便提一下,即使小田(含高城桃源兰家田)曾氏是“启溪——待(行)”的后裔,这样的祖源世系也是错误的。台湾屏东尚卿宗亲以其专业研究的角度“查清康熙老谱、嘉应《曾氏族谱》、清雍正老谱、梅城凤尾阁曾氏大宗祠祠谱及清嘉庆老谱、曾氏源流大宗谱俱载启溪公配刘氏生子一乐叟,清同治武城谱记载启溪公配张氏生子二待、行乃讹”。
三、清光绪十年(1884年)光裕祠重修族谱,我公裔孙罕见参修并坚执恢复正确的祖源世系,按本县惯例致昌祠裔孙是不会到光裕祠参修族谱的,或许我公裔孙意识到致昌祠三修族谱时接错了祖源,错误的祖源世系延续22年了,殊不知致昌祠下届重修族谱要等到猴年马月,于是要求到光裕祠参修正本溯源,光裕祠果真接受了小田及兰家田曾氏裔孙的要求,此次伯岸公裔孙与我公裔孙一道同接启海房,但遗憾的是,这次伯岸公裔孙是接错了祖源的。
四、致昌祠自四修(四修距上届光裕祠重修31年,距三修53年) 五修、至六修族谱时,或许伯岸公裔孙发现了自己祖源世系的错误,改接启溪房,而我公裔孙或许没人引起重视,又盲目跟着错接启溪房了。由于错接启溪房100余年,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作祟,我公裔孙被贻害了几代人,乃至见到载有正确祖源世系的族谱都持否定态度,直至笔者2012年3月在《曾氏宗亲网》发了“江西宜春市万载县仙源乡青溪村小田曾氏宗亲有100余人,属‘启溪房’,350余年前‘衍字辈’先祖从梅州市蕉岭县徐溪乡迁来现址”这个帖子首次加入宗亲网,尚卿宗亲看帖后以专业研究的角度推测分析:如果这个村庄的宗亲属启溪房,就不可能是从徐溪迁出;如果确定从徐溪迁出,就不可能是启溪公后裔,这是自相矛盾,互不成立的描述。笔者找到首修老谱一验证,加升公确实是从徐溪迁出的,据清嘉庆七年(1802年)《万载曾氏支谱》所载:62派诚广公于明正统年间自程乡县(梅县)移居镇平徐溪黄坑,为黄坑开基祖;63派玉汌(宏汌)公配偶(娶邓氏)、65派贞进公均葬黄坑;67派衍祖(赐吾、洪祖)公夫妇俱葬镇平徐溪,从我公先祖的徙居情况及多位先祖(含配偶)的墓葬情况看,我公的祖居地就是镇平徐溪黄坑。老谱上还记载我公是启海公后裔而非启溪公裔孙,于是我公裔孙几经周折后毅然做出了赴蕉岭参与族谱联修的决定。借此机会真诚感谢《曾氏宗亲网》提供的交流平台及尚卿宗亲、梅州市部分宗亲的无私帮助,使我公裔孙在祖源世系问题上从此不再含糊! 祖源世系问题是相当严肃的问题,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还与子孙后代的派次与派语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出继或入继,就一定得尊重历史;如果有直系先祖遗漏未记载,不仅是对漏载直系先祖的不敬不孝,子孙后代的派次与派语还会紊乱,不成体统。因此对待祖源世系问题一定得慎重!偶然的一次发帖,扭转了我公延续百余年的错误祖源世系,这正是祖灵显彰、贵人鼎力相助的结果!正如广东
梅县必云宗亲感概所言:“我想,加升谱竣之日,启海公妣邱氏、铭(昌祚)公妣官氏、仕贤公妣林氏、四十郎公妣赖氏一定神游了江西万载仙源小田,欣喜若狂,含悲而笑:这百年我们的加升裔孙们去哪里了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拨乱反正的好!拨乱反正的好!”
2013年10月12日我公后裔在刚竣工不久的祖堂隆重举行家乘之庆,其中有副楹联昭示了我公当代裔孙对祖源世系的高度重视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仙姑峰下先祖开基立业传承一脉 清水湖畔后裔正本溯源彪炳千秋
http://www.zengshi.netarticle.asp?articleid=41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