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逝世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3日）戍时（晚7-9点）。目前，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日记》、台湾学生书局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影印本）上，曾氏最后一天的《日记》载止期均为二月初三日。曾氏这天的《日记》曰：
        “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小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日记》表明：曾氏死之先天，看病、读书、见客、围棋、清理及批示文件等，做了许多事情。其“屡次小睡”又说明他的精神状态难以坚持工作。这天的《日记》为曾氏《日记》之绝笔，已是多年来人们公认之事实。
         2003年12月12日，笔者在苏州古旧书店，偶见一本《曾文正公荣哀录》。此书系壬申（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六月刊，书名页上有“补集续出”之句。书后其《跋》曰：
      “太傅毅勇侯曾文正公捐弃馆舍，民怀召葛，人思表扬。一时言哀之作，称为极盛。随见节钞，索阅者众。远友函告，亦愿借观。无以编结，因就所写各诗文、联语付诸剞劂，以备士林流览，且志民不能忘之实。而以恩谕及公小像暨示子书、日记冠之。惜各体钞录未全，拟再补录。授梓，用以飨观者。至公之勋业、德政，海内皆钦，无俟赘述。而奏议、著作，现藏于家，不能仓猝编刊。若遗章及省奏疏，自有国史馆昭垂，私家尤未敢纂集也。壬申六月谨识。”
        此《跋》并未载明此书为何人所刊。从“奏议、著作，现藏于家，不能仓猝编刊”之句来看，疑为曾氏后人编刊，或为其主持丧事的幕友、亲友所刊。又从“远友函告”、“拟再补录”、版权页上的“壬申六月刊”刻本纸张鉴定、以及目前所见的各种《荣哀录》版本来看：此书当为曾氏死后之《荣哀录》最早的一个版本无疑。
       《跋》云“而以恩谕及公小像暨示子书、日记冠之”中之《日记》却与众书不同。在《恩谕》、《示子书》之后的《日记》刊于书中第八页上。名之为《日记绝笔》。文曰：
       “《日记绝笔》，壬申二月初四日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  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据此，曾国藩生前最后的一天《日记》，就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晨所书。其正文虽只有33字，但它充分显示了曾氏临终当天的内心世界。“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我们可以从他死之先天《日记》中的“清理文件”、“核科房批稿簿”之句，得之其工作的尽职。然身体的不支，怨自己不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突然消失，“苟活人间”，又何等的羞愧、害怕呀！
        曾国藩之父死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15年后，他又死于二月初四。曾氏死之前数天，曾详细询问夫人父亲去世当天的情况，欧阳夫人告之其父亲死之当天痛苦万分的状态。曾国藩听后曾说：“我当俄顷而死”。或是曾氏计算到了自己的临终之日，因此于二月初四晨即书写了《日记绝笔》。笔者认为：《日记绝笔》中之“当为之职分”一句，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借鉴的。

                                                      曾国藩日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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