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中国历代移民和姓氏迁徙，大都发生于社会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因而呈现出时间相对集中，数量相当巨大，流向较为明确，地域相对固定等明显特征．尤其是明清以来，由于版图扩大，幅员增加，以及战争频繁等多种原因，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官方移民，形成了八大著名的移民出发地和集散点，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报本溯源的朝宗圣地．

      [COLOR=#0909f7]1、山西洪洞大槐树[/SIZE]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一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极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在我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炎黄子孙对洪洞大槐树的眷恋之情。

      据史、志、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的专家学者调查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有组织的官方移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3），延至清代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移民次数在20次以上，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即有18次。其中以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最多（10次），规模最大，移民量达80万以上。移民姓氏，几乎涵括了北方常见的一百多个姓氏。

 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每次移民都发给川资、路引，并在安置地根据人口，发给土地、种子、耕牛、农具，并免除三至五年的钱、粮税收，是历代移民中最为成功的范例。

 洪洞大槐村移民，多来自太原、平阳、泽、潞、辽、沁及汾州、代州等府州各县。移民流向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而后辗转迁徙，播向神州大地。使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国历史上移民次数最阳为眷恋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2、苏州阊门[/COLOR]

[SIZE=3]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朱氏、周氏、姚氏、杨氏，泰和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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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909f7]3、江西瓦屑坝[/COLOR]

[SIZE=3]江西瓦屑坝也是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安徽安庆一带众多姓氏所公认的始迁祖籍。元朝末年，群雄并起，烽火连天，地处南北要冲的安庆府即成为群雄逐鹿的必争之地。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你来我往，征伐攻杀，致使安庆一带战乱不已，屡次易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形之下，江西饶州路之鄱阳、万年、乐平、景德镇则较少受战乱波及，人口稠密。明政府为鼓励向人口稀少的地区移民，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政策，饶州路贫民纷纷北迁到安庆所属各县，形成一股移民浪潮。

此次移民，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在方志族谱中却有大量资料足以证明。如安庆市图书馆所藏36种族谱中，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姓氏即达18个，迁自饶州和江西的达26个，占72%以上。因此，安庆民众多把江西瓦屑坝视为自己的始迁祖地。由于历史的变迁，江西瓦屑坝的确切地址已难以确考。据移民史专家葛剑雄等调查考证，今江西鄱阳县之瓦燮岭即为当年瓦屑坝故地。

[COLOR=#0000ff]4、湖北麻城孝感乡[/SIZE]

“湖广填四川”是流传于四川民间认祖寻根的俗语，意即四川民众来源于湖广。“湖广”一词为明代“湖广布政使司（即行省）”的简称。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湖北两省行政区域。但元末明初迁入四川的移民多来自湖广北部，即今湖北。

元末之际，湖广一带是反元义军徐寿辉、彭莹玉等红巾军活动的主要区域。元至正十七年（1937）徐寿辉部将随州人明玉珍率部西征，相继攻占重庆、成都。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陈友谅所杀，明玉珍遂据蜀称王，国号为夏。明玉珍所部多为湖北人士，徐寿辉被杀后，其旧部多入川投奔明氏政权。明氏政权在四川轻徭薄赋，保境安民，又吸引了大批湖北民众入川。

及至朱元璋攻灭陈友谅之后，纵兵烧杀，四川更成为湖北百姓避难的乐土。明洪武四年（1317），明将汤和、傅友德率兵入蜀，攻灭明氏政权，多次移民入川，大批湖北人相继入川，遍布四川各地。

明清之际，四川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于是又有大批移民陆续入川。其中大部分来自湖广，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基本格局。由于湖北麻城孝感为移民入川的集散之地，故四川民众多把麻城孝感视作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而当年的麻城孝感今属何地，尚无定论，有的直指今湖北孝感市，也有的考证说是在今湖北红安县城关镇一带。

5、山东枣林庄[/COLOR]

[SIZE=3]山东枣林庄是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笔者近年来在从事姓氏、族谱研究中，也曾多次收到辽宁、吉林等地民众的咨询电、函，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要求帮助查证山东枣林庄的确切位置和迁徙史实。这也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COLOR=#0909f7]6、广东南雄珠玑巷[/SIZE]

广东南雄珠玑巷是宋元时期北方移民迁徙岭南的集散之地，是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念念不忘的发祥祖地。在众多的族谱资料和民间传说中，都大同小异地反映了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事实。

据说，珠玑巷原为北宋京城开封府的一条巷名。当宋室南渡时，南迁臣民落足南雄之后，为表达对故都的怀念，将自己的聚居之地取名珠玑巷。这是效法东晋以来，偏安江南的历代王朝，侨置郡县的传统作法。

当然，珠玑巷作为幅员有限的弹丸之地，不可能会有大量人口以供迁移，但其地处南下岭南的交通要塞，自然而然会成为岭南移民最为眷恋，印象最深的集散之地。据曾昭璇、鲁宪珊两位先生对家谱、方志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和实地考察，列出珠玑巷移民家族多达797支。因而珠玑巷也就成为无数岭南人精神上的故乡，成为维系他们桑梓之情、宗族之谊的根之所在。

7、福建宁化石壁村[/COLOR]

[SIZE=3]宁化壁，原名玉屏，也名石碧，由22个自然村组成。它位于武夷山脉东麓，福建省西隅，北连江、浙，南接粤、桂，四周山环水绕，中间是开阔的平原盆地，物产富饶，环境幽雅，堪称世外桃源，是历代南迁士民避乱求生、繁衍栖息的理想之地。因而早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士民避乱迁徙于此。此后，在西晋永嘉之乱、唐末五代，宋室南渡及明清之际，每当中原动荡，社会激烈巨变之时，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大量移民涌入石壁，繁衍栖息，并由此而分迁闽南、闽西、粤东、台湾，及湘、桂、川、黔等地。据史、志和族谱记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先后曾有106个姓氏在此生存栖息，并由此播向东南沿海，繁衍海外。

由于宁化石壁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社会历史激烈变动的唐末五代，各割据势力均鞭长莫及，成为较为安定的世外桃源，凝聚了众多的北方移民。据史书统计，宁化在唐末人口仅万余人，到南宋时已达11万之多，其中土著仅5000余人。由于高山的阻隔和战乱频繁中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在封闭的世界里，他们以自己所拥有的传统文化、语言、习俗，与当地土著的民风习俗混合在一起，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独特的、既有中原古文化的遗风，又有区别和创新的文化，即客家文化。同时也形成了客家民系，并随着子孙后裔的播迁繁衍，洒向各地。而客家各姓氏族谱记载姓氏源流时，大多把从宁化石壁外迁的第一祖先尊为家族始祖。因而福建宁化石壁被誉为客家文化的摇篮，客家民系的朝宗圣地。

[COLOR=#0000ff]8、河北小兴州[/SIZE]

河北小兴州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移民的又一集散之地。洪武初年，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遁，元朝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北边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此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在长城以外，东起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东西两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屯兵卫戍。同时，为恢复和发展北平地区因战乱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多次从燕山以北广大地区（俗称山后）向北平附近移民。

及至永乐皇帝登基，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北平地区社会经济，确保京城安全，先后抽调长城以北27个卫所的将士圴5万人，在北京附近屯边戍守。同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于良乡、顺义、平谷、大兴、宛平、通州、蓟县、宝坻、香河、遵化、卢龙、武清、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国、徐水、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区和河北各县，移民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涉及到张、王、李、刘、梁、孙、崔、邓、杜、魏、邢、徐等数十个姓氏。

由于小兴州是长城古北口外的第一重镇，位于辽东、内蒙古南下北京的交通要冲，因而也就成为历次移民的集散中心。由于年久日深，历次移民后裔，难以确知其祖上原籍所在，往往把先祖迁徙的集散之地视作先人故籍祖地。因而在河北、山东、东北一带现存的众多族谱家乘中，追溯家世渊源时，多称其“先世自小兴州，徙至XX地”。久而久之，小兴州成为河北、内蒙古、山东、东北等地众多姓氏寻根问祖的朝宗祖地。

上述八大移民祖地，北起关外的小兴州，南至广东的珠玑巷，东起山东枣林庄，西至湖北孝感乡，基本上涵括了清代以前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反映了姓氏迁徙的大致脉络，是不同地域的家族姓氏寻根溯源的重要依据，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朝宗谒祖的人文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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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自称祖籍是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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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2007-06-05 13:39

[TABLE][TR][TD][PP][SIZE=4]陈世松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四川客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
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 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 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 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 “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 “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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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转自“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U]

[SIZE=3]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SIZE]

[SIZE=3]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率元军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 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SIZE]

[SIZE=3]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 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 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禾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 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SIZE]

[SIZE=3]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１１１１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郑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SIZE]

[SIZE=3]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SIZE]

[SIZE=3]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SIZE]

[SIZE=3]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SIZE]

[SIZE=3]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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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移民的地理分布[/SIZE][/B]

[PP]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

 

[SIZE=3]阊门，在苏州城西偏北。《吴越春秋》：“城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这是阊门得名的由来，在苏州各城门中也以此为最。[/SIZE] [SIZE=3]　　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来氏、周氏、姚氏、扬氏，泰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SIZE]

[SIZE=3]江西瓦屑坝，无人知道瓦屑坝何在？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安庆日报•下午版》有一篇《瓦屑坝─安庆人的根》的文章，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所撰，文章指出元代江西饶州路约相当於今日之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属江浙行省。鄱阳县就是现在的波阳县，那里有一个叫瓦燮土令 的地方，那就是瓦屑坝。５月１０日署名共水的作者也在该报发表了实地考察文章――《走近瓦屑坝》。文章说：当地方叫“瓦屑朗”。并附了一张妇女在坝底拾瓦砾的照片，一张几人合抱粗的老樟树的照片，他分析说该处可能就是当年人们离开这里的码头。葛先生写道，自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彭莹、邹普胜、徐寿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及其部将赵普胜与陈友谅多次率兵沿江而下攻安庆及周围各县。朱元璋与陈友谅和赵普胜又多次大战于鄱阳湖、安庆、池州一带，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朱灭陈后安庆才恢复安宁，战乱长达十三年之久，其毁灭性的破坏可想而知，人口必然锐减，土地大片荒芜，江西饶州一带受战乱较少，人多地少，明初朝廷鼓励向江淮及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葛先生对安庆各县３６种宗谱的统计，迁自瓦屑坝者有１８姓占５０％，又据《宿松县志》记载全县２５６个姓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者外有２１３个氏族，内有１８２族是元末明初迁来，其中就有１４３族来自瓦屑坝，占总数的８８％。当时安庆府的人口约４２万，他推算有２８万为江西移民，２０万来自饶州，其中有１０万来自瓦屑坝。而这些也只是保守估计，实际上迁入江西移民可能更多．

   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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