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ALIGN=center][COLOR=#ff0000][争鸣]再说麻城县孝感乡——答凌礼潮先生[/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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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center]［作者：邓经武  来源：成都大学  更新时间：2006-12-4  转载请注明出处］[/ALIGN][ALIGN=center][/ALIGN][PP][ALIGN=left]        [SIZE=3]读到凌礼潮先生的《麻城县孝感乡之谜》⑴，收获不小，作者的单位是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据说又是研究移民史的专家，关于麻城县孝感乡的材料占有就比外地学人有更多的便利，其立论就值得特别注意。凌先生的文章主要是通过批驳我们的谬误来立论。既然凌文在副标题上明确地要“与邓经武先生商榷”，以及许多网友纷纷就此发表看法，我就只得作一个回答。
　　凌先生在指出我的文章存在许多问题的同时，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宏伟壮丽的场面：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又毅然断定：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
　　我至此仍然坚持认为：动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巴蜀大地，去改变四川“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的废墟状况。今天的川、渝两地、甚至云、贵等省，到处都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后裔，这是否神话？大家可以辨别。“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难道是工业化大批量地生产人口？其实，凌先生自己对此也算了一个账，不过却与他前面的说法矛盾：
　　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朱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这2千余人，或者，干脆把全县人口都计算为孝感乡人，也不过9万人。这9万人如何能够成为“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大潮？
　　凌先生于是提出孝感乡是一个“移民基地”来解释。其“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论断，我不敢苟同。既然是“基地”，就要在自行输出人口（这毕竟是有限的）的同时，还具有“移民中转站”的功能。大约是当时“湖广省”所有的移民都要去麻城县孝感乡集中，然后再按照某种秩序（政府安排？）迁徙入巴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对四川人都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裔”的怀疑，就得到凌先生认可了。
　　但是，这些“中转”者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祖籍而假冒“孝感乡”人？
　　既然作为“基地”，就不会是民间自发行为，而应该是政府的行政手段，就应该有相关的条例和政策措施（皇帝圣旨、官府文书），这样一来至少要涉及全省的各州、县的相关协调问题，不知湖北省（包括湖南省）各级地方志是否有这方面的记载？至少，承担着如此重大任务的麻城县，应该在县志中有重点说明。按说，如此有组织、大规模地移民、包括成为移民中转站，要弥补一个省人口匮乏问题之规模，国家正史《清史稿》应该有记载，地方史如《湖北省志》、尤其是《麻城县志》，更应该大书特书这件事。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的“秦之迁民皆居蜀”，《史记·项羽本纪》的“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尽居之”、“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太平御览》卷166“秦灭楚,徙严(庄)王之族于严道”，以及《交州外域记》所载蜀王子安阳王率部南迁至今天的越南等，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所述：秦军统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等，又如西晋时“益州流民十万户入荆州”，都见诸于典籍史料。如果凌先生能够引用《麻城县志》，或引用“湖广省”其它史、志的材料给我们解惑答疑，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了。
　　确实，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特别是“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各类典籍、野史、传说中，我确实难以一一尽读和占有。因为我在注意《明史》、《清史稿》等正史“地理志”关于麻城县和孝感县的记载时，对麻城县自己编写的《麻城县志》有些怀疑。这就是我专门引用谭其骧先生文章标题《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作为警示的原因。更何况凌先生认为：“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孝感乡”何时及为何设立？“（明）初分四乡”是新分设还是沿袭旧制？既然该乡已经撤销，为什么后来“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还要打着“麻城县孝感乡”旗号？这也是我不引用清版《麻城县志》作为论据的又一个原因。幸好，凌先生在其后来的文章中也承认“冒籍”问题，算是为我的观点进行了支持。
　　“湖广”存在的问题也是严峻的，需要移民的地区还多，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这里所说的“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县”，也就是从麻城县划出的“孝感乡”所在县。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记载："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远来者，则什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而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置产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别为建帮、广帮、西帮，皆有会馆以著其原籍。其来自前明者，至是转为土著"；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这里已经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即如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所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这似乎可以回答凌先生关于“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的迁徙流向──并非都被迁徙到巴蜀！
我想，这些材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SIZE]


[SIZE=3]二[/SIZE]


[SIZE=3]　　最后再说两个问题：
　　关于我的祖籍：青少年时，我一直被家族传言所影响，以至于长时期误认为自己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代，并且以经常遇到“同乡”而高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而开始怀疑。后来我的父亲开始修族谱，分别从本地（民初抄本）和内江（清同治丙寅年木刻本）找到两本族谱，才算把根弄清楚。即：“自明朝时，（从北方）贸易至福建龙岩县小池黄畲，造炉置铁，生理旺盛。后数年，侄友兴、友旺兄弟来岩，与叔商议，迁居卓洋，置业成祖基，以为始祖宗支。清代康熙时辛卯年，迁往四川”。凌先生关于“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之说，是不确的。这类现象，我早已引用作家艾芜、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邓小平的弟弟与女儿关于家族历史看法的差异等材料，做过解释。
　　关于“大禹是条虫”的问题：凌先生认为我对“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大潮”的质疑，是故作惊世之语。是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凌先生幽默中的讽刺，有鲁迅之风，但却对古史辨学派的价值不了解。
　　由学派言，古史辨派就是疑古派；由学术史言，辨伪学史就是疑古学史；由社会影响而言，辨伪运动就是疑古思潮⑵。胡适在介绍顾颉刚《古史辨》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⑶。许冠三先生说：“颉刚古史学的要旨并不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且是后来居上。他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⑷。顾颉刚惹祸的话是：“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他后来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又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⑸。这其实是有很多依据的。《说文解字》第十四曰：禹乃“虫也”；根据人类文化学方法，　闻一多先生在其《端午考》中也明确指出：“禹从虫”，“即蛇的初文”。
　　其实，华夏民族是从图腾崇拜肇始的，如《诗·玄鸟》所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羌族以羊为图腾、玁狁和犬戎以狗（盤覄）为图腾，荆楚人以熊为图腾（有熊氏）──“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鲧腹禹，夫何以变化？……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⑹即图腾崇拜者相信他自己（或民族）与图腾物有血缘上的关系，图腾物同时也是崇拜物，图腾物的形态会表现在部落氏族的徽记上。我确实说过：“巴、蜀二字，是由大盆地原始先民的“长虫”图腾崇拜之“象”演变而来，则已被多数学者认可”。“在出土汉代画像砖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图’。其实，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我们可以再联系其他地域的原始图腾来认识。南方诸苗对自己的生命起源归结为‘神父狗母’因而崇拜‘盘瓠’，将‘白犬’作为图腾；北方简狄部族对自己的起源归结于其始祖母‘吞燕卵而有娠’，《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经将这种图腾崇拜解释甚为清楚；是以有‘北溟之鱼’化为“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有为昆仑山‘人面虎身’西王母取食物的‘三青鸟’，有‘人面鸟身’的禺强”⑺。上古时代人们把自己看成是某种动物甚至是植物的后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话说回来，我对四川人都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代”的质疑，并非是要与凌先生等争夺什么。我的看法是：明清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四川土著的数量大于外来移民，当今大多数四川人仍然是土著的后代。在14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个乡的人口密度,不可能大到这种程度,即使全部迁移到四川,要繁衍出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偌大的四川省,假使每百里摊上一个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这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人口数量?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至于是否“全民编造神话”问题，古人早有“众口铄金”一词作解释。例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端午节门口挂陈艾菖蒲的习俗，唐代就有，殷尧藩《七律.端午》就有描绘：“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而在所有的四川（甚至西南地区）人们的口中，这种习俗被与张献忠联系起来。这就是“全民编造神话”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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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网上读书园地，[URL=http://www.readfree.net/html/200508/83043.html，后来凌礼潮先生又系统整理为《麻城孝感乡考辨》。]http://www.readfree.net/html/200508/83043.html，后来凌礼潮先生又系统整理为《麻城孝感乡考辨》。[/URL]
　　⑵参见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⑶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⑷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⑸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山东画报出版社 1951年
　　⑹屈原：《楚辞·天问》
⑺邓经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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