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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黑体 ][COLOR=#f70909][SIZE=2][B]儒商子贡[/B][/SIZE][/COLOR][/FACE]
孙宪武
提起儒,自然会想起“君子固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题来;说到商,“无奸不商”之类的贬语就会脱口而出,似乎儒与商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不然,早在春秋时代,当儒学刚破土而出时,就与商结下了不解之缘,驰名大江南北的国际巨商子贡,就是孔子门下第一代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小孔子31岁。子贡在成为孔门高足之前,最多不过是在里巷僻壤小有名气的商贾,更无缘于仕途。春秋时代天下多事,国与国之间的攻伐和诸侯内部公家与私室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做买卖,无异于火中取栗,实在是风险多多。兴许是子贡深感自己缺乏开拓前进的思想动力的原因吧,所以他对孔子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诸侯之间彼此礼让、和平共处的思想倍感亲切,因此毅然拜倒在孔子门下,希望蒙受这位大思想家的陶冶,与时俱进,挑战自我,完善自我,力争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尽管受业于孔门的弟子有3000之多,孔子认为最有成就的只有10人,后人称之为“十哲”,子贡名列其中。孔子辞世后,“十哲”中有突出建树者,莫过于子贡。他不仅是一位家累千金、与王公贵族分庭抗礼的富商,还担任过卫国和鲁国的宰相,在实践以儒道治国方面口碑颇佳。
孔老夫子十分欣赏子贡能言善辩的社交才能。齐国田常欲伐鲁,鲁危在旦夕,子路、冉有等诸多门人纷纷自告奋勇去游说田常,老夫子觉得他们都不能胜任。当子贡欣然请命时,夫子立马就应允了。果然,子贡紧紧抓住列国统治者的不同心态,凭舌辩之才,陈说利害,连续出使齐、吴、越、晋诸国,使其互相掣肘而保全了鲁国。后人据此而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楚而霸越”之论。
子贡受孔夫子人格和思想的薰陶,成为儒商的始祖,是和他敏而好学的品德分不开的。《庄子》评价“子贡为智”,是颇得其要领的。纵观《论语》全书,与子贡有关的语录竟达36处之多,远远超过其他孔门高足与老师之间的对话。这对师生之间有关学问的谈吐十分微妙,字里行间从未出现过赚钱之类的话语。检索一下他们经常切磋的问题,子贡作为儒商的成长轨迹也就了然了。
据《论语》记载,子贡治学的内容多为处世做人和为政。处世做人和商贾一样必须讲究诚信自不必说,那么为政与“货殖”又有什么关系呢?倘若为政者不能把家邦治理得国泰民安,经济事业无论如何是繁荣不起来的。不妨稍举数例。子贡曾请求老夫子赠他一句话作为终身追求的座右铭,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曾表示:凡是我不乐意的东西,决不把它强加给别人。这和孔子的教导是一脉相承的。子贡问孔子:是大家喜欢我好呢?还是大家都讨厌我好呢?孔子回答说:都不好;好人拥护你,坏人反对你,那才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呢!孔子还告诫子贡:“言必信,行必果。”难怪子贡能成为当时国际商界的泰斗,这和他诚信的人格是分不开的。老夫子曾赞誉子贡做买卖“意则屡中”(谋划屡屡成功),可谓知人者莫如其师。
子贡不仅具有非凡的“货殖”和外交才能,而且还是孔门中干练的仕途进取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始终是子贡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孔子教诲子贡为政之道最重要的是:足食、足兵、民信。子贡说这三者哪一条最重要?孔子回答道:“民无信不立”。这无异是子贡入世治国的思想基础。难怪当季康子问孔老夫子子贡能否从政时,老先生慷慨回答道:赐是贤达之人,为什么不能从政。孔子曾坦爽地说:邦有道不能富且贵“耻之”;邦无道富且贵也应“耻之”。可知子贡积极从政,以至于成为鲁、卫之相,决不是对孔子学说的背叛。至于他任卫相时,去看望处于困境中的同窗原宪却遭到冷遇,只能说原宪不识时务罢了。
子贡深知自己的成就是和孔子的栽培分不开的,他对恩师崇敬得五体投地。“温、良、恭、俭、让”这五个闪光的词语,就是子贡对老夫子学人人格和学术思想的精练概括。还应提及的是,孔子“有教无类”,弟子中像颜回、仲弓这样的穷人自然很多,当他被迫离开鲁国,带领弟子浪迹天涯时,可以断言,能为这所“马车大学”提供赞助的非子贡莫属。孔子死后弟子们多守孝三年,只有子贡“ 庐于冢”达六年之久。之后叔孙、武叔在士大夫中散布“子贡贤于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的流言,子贡严词驳斥道:夫子如日月在天,岂是我辈庸人所能攀比的吗?足证儒商子贡确不失为孔门先贤。 来源:陇原国学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