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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者：子贡故里 马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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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拜谒子贡墓，但都是陪客人来的，早想独自来一次，不带任务，不要干拢。今天终于来了。这是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
出了东张庄村街北口，就看到了高大的子贡墓。金黄色的坟冢，卧在绿油油的麦田里，犹如屹立在海洋中的一座小岛，几通卧碑和立碑，则像绿色波浪中张开的一叶叶船上的帆。
子贡，这位先贤，不仅生前经历传奇、地位显赫，而且死后也被几代帝王先后追谥为黎侯、黎阳公、黎公，但他的墓地为何这般冷落？为何处在农田里，连块墓园都没有呢？为何他的墓地曾被误祭假冢长达200多年呢？曾有不少拜谒子贡墓的人这样问我。其实，这也是我早先困惑的问题。
[B]壮观墓园 已成记忆[/B]
子贡第79代孙端木宪堂，今年60岁了，提起以前的子贡墓，他十分痛惜地说：小时候，母亲带我到先人的墓地，感到好大啊，一眼远不到边的柏村林，柏树一株棵都一搂多粗，最细的柏树，都比现在曲阜孔林里最粗的柏树粗好多。不少柏树上，挂着一盘盘蚂蜂窝，蚂蜂窝盘有脸盆口那么大，恐怕蚂蜂窝有一百多个吧。一进柏树林，蚂蜂嗡嗡嘤嘤，很神秘，很肃穆。
东张庄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五十年前，子贡墓挺气派，前边立着石牌坊，进了牌坊门，是甬道，甬道两旁和柏林里，立着各种石兽、石人，5间大殿，殿中立子贡石像，大展西边各有3间廊房。
村民的回忆在地方史志诸多资料里得到了证实，端木宪堂曾给我拿出了《端木氏家谱》，“端木子林墓”篇中记：万历庚寅，宁公又于墓前重建孪岗，列东西序修翁仲、石羊、石虎、重门、石坊，额曰“先贤子贡之墓”。明代，礼制规定，一、二品官员墓前才能立石人，石虎、石羊、石马和望柱的。子贡墓之所以享有这么高的礼仪标准，这是因为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就是说，孔子及其学说，能够名扬天下，国因为子贡出了大力，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工作，所以，后人评价说子贡有“亚圣之德”（《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后汉书·明帝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东巡，“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此以后，子贡不断受到历代帝王及官府的祭祀。与此同时，对子贡也不断追加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黎阳公”，政和五年（111年），都水使孟昌龄至浚州，奏准建黎公墓专祠。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黎公”。清康熙四十年（1703年），玄烨皇帝西巡返京经浚县宜沟镇，遣太子谒子贡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封先贤，为12哲之一。
子贡既然享誉历代官府的祭祀，他的墓园又怎能不显赫威仪呢？然而，那些石仪、石坊和殿廊，至今都荡然天存了，只剩下了一座坟冢和几通碑碣。
[B]谁人作孽 砸碑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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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土路，我向墓地那通最高的石碑走去。麦苗上的露水，立时打湿了我的裤角和鞋祙，丝丝的凉。这是《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子贡墓遭人破坏，移像造假，致使误祭达200多年的史实。
元代之前，来浚县的达官显贵，常到子贡墓谒拜祭祀，香火很盛。元末，东张庄一杜姓村民，恨官府来祭祀子贡拢乱了生活，乘红巾军入浚之乱，夜间平子贡墓，砸碎石碑，并将子贡石像移到了大伾山脚下的一处墓冢处，自元末到明末，子贡伪墓竟被误祭200余年。
一代先贤的墓冢，竟然被误祭这么长时间，听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回忆一下那段历史，就不感到奇怪了。《浚县志》载：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攻破浚州府衙，火烧清白堂，焚大伾山大佛阁。这时候，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到了明洪武三年（1370年），“浚州人口不满五千，降浚州为浚县。以至从洪武八年（1375年）到永乐三年，先后四次向浚县迁民，张庄村民或许是担扰以后官府祭祀引来不测，就乘乱毁了子贡墓。
滑县与浚县是紧临，子贡后裔，81代孙端木繁正任滑县史志办主任，他说：元末明初那段历史太沉重了，滑县曾是诸侯，帝王建邦立业之地，人口密度大，可是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兵连祸接，加之黄水为患，蝗虫成灾，苛捐杂税，生民不堪其苦，举家迁徙，流离失所者不可胜数，滑、浚两县“土著人家，十不存一（明嘉靖《彰德府志》）”。
天灾人祸屠戳着生灵，也亵渎了一代先贤。同一时期，子贡的恩师孔子也遭到了类似的厄运。建于浚县浮丘山的孔庙（又称先师庙、文庙）“元末红巾军起义时，毁于兵燹。”（《浚县志·文物·孔庙》）；《曲阜市志·大事记》载：“1357年（至正17年）红巾军毛贵部占领曲阜，衍圣会及地方官坤逃往外地。孔庙祀典废驰数年，庙貌荒芜。”
随着政局的稳定，民众的安居乐业，官府重拾对子贡的祭祀活动，先后在明正统和正德年间对大伾山南的子贡假墓地进行过两次修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县令宁时镆在阅读旧县志时，发现黎公墓在大伾山东南3里许的东张庄村的记载，遂对大伾山南的子贡墓产生了疑惑，就到张庄察访，在一名叫孟博的80多岁的老人指点下，在张庄村北找到了墓穴和子贡墓碑碎石，找到子贡墓后，宁县令随又命人开挖大伾山下的所谓子贡墓，见墓穴洞门石头上题着“萧平川林丘”五字。经查考方知是北宋萧平川与契丹族世婚的贵族之墓，宁时镇报请郡台，将子贡石像移回了张庄，在原址重建墓祠，“抡人为植，筑崇墉，树嘉木，”并立《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
清代，子贡墓经过多次修葺和扩建后，墓地有了相当规模。墓祠坐北朝南，南端有四柱三间式石坊、过石坊门、南北甬道直达大殿、石马、石羊、文武翁仲排列左右，正殿三楹，供子贡雕像，两翼为东西簃室，大门两侧各建小室，为看守者居住，祠院四周，筑有高墙。正殿之后，是子贡墓，高达3米余有余，整个墓园占地30余亩，建筑“栋宇丽整像设俨备”，古柏参天，百株有余。
[B] 屡遭劫难 复成荒冢[/B]
子贡墓基本恢复本来的面貌后，一度祭典兴盛，
子贡的诞辰日是农历二月二十七，自明万历二十年开始，每年在子贡诞辰日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六，在子贡墓前举行庙会，周围民众“持酒登堂祭子贡”，表达对子贡这位先贤圣哲的敬仰之情。
历史的脚步走进了世纪五十年代，一场劫难也渐渐向子贡墓逼近。1958年，当地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为跨上千里马，跃上新台阶，浚县飞快上马了一批工业企业。一个公社的机械厂研制出了滚珠机，《人民日报》对此作了专题报导，天马电影制片厂又紧锣密鼓地拍摄了《能工巧匠》专题片。这一下更刺激了当地大跃进的积极性，又盲目上马了一大批国营，集体企业。县造船厂为了赶造300吨“国庆号”大船，于国庆节前献礼，在大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决策者下令砍伐了子贡墓和大伾山景区50余株粗大的古柏。工业在“跃进”，农业系统不甘落后，上级规划开挖大公河，引黄河水灌溉封丘、滑县、浚县、长垣、南乐等县土地。大公河在子贡墓地南北穿过，结果墓地被毁，古柏被进一步被砍伐。由于水利工程缺乏科学性、可行性，不久即报废，“国庆号”大船也因水浅而停航。
在讲到子贡墓遭受的这次劫难时，当地一位姓张的老人告诉我：大伾山上有棵泪柏，浑身上下长着数不清的眼睛，它有好几百岁的年龄了，每逢大的劫难，它的无数个眼睛里都会溢出泪水。子贡墓柏被砍伐了那些天，泪柏流泪了，流得它脚前的泪臼都盛不下了。
老人的说法让我无法得到证实，但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他的眼里却蒙了泪水。
子贡墓另一劫难接踵而来。1974年，刮起了“批林批孔”风，从上到下，层层掀“孔圣人”。子贡是孔子高徒，是孔子思想及其学说的最有力的捍卫者，支持者，传播者《论语》、《孔子家语》、《史记》等典籍记载得清清楚楚，名副其实的“孔子代言人”，原来被敬祭的先贤，一下子成了封建统治，反动学说的卫道士河南省革委会在子贡墓前召开了“批林批孔现场会”。子贡墓受到了洗劫般的破坏，石人、石坊被推倒了，打碎了，小碎石被埋到了地下，大点儿的被村民弄到家，垒了猪圈、盖了鸡舍、修了水渠，那通《改正先贤子贡墓祠记》碑幸存下来了，幸存的，还有子贡高大的坟冢和坟冢上岁岁枯荣的芳草。
[B]儒商精神 生生不息[/B]
2007年春秋，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2007年豫港贸易洽谈会”上作了“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主题讲话，其中讲了商业文化，讲了儒商始祖子贡对当代的影响及意义。
不久，河南电视台来浚拍摄子贡的专题片，他们来浚县寻觅的，不仅是儒商始祖子贡的历史足迹，更重要的是探究儒商文化与当今中原崛起的内在契舍点，子贡的经商之道，外交谋略，尊师敬长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先别是子贡的儒商文化，更是可深入开掘的一脉文化富矿，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基础，他的经商理念，有着精深的文化内涵，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掌握了商道规律，达到了“凢则屡中”的境地；他以诚信为本，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商场中蠃得了很好的信誉，使其立于不败之地；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做到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互相尊重，互惠互利，他“富而无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慷概回报社会，达到经商的最高境界。“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贷殖当推子贡贤”，“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这一幅幅世代流传到今仍被商家推崇选用的名联，足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子贡的儒商文化思相影响深远。
河南电视台编导孙宁先生到浚县后，人为子贡故里珍藏的丰富的文史资料感到惊喜的同时，也为能拍摄的文物遗存的不足感到遗憾。当地听了东张村几位村民对当年子贡墓壮观情景的叙说后，脸上显示出了十分痛惜的表情，一位到过“子路坟”、“颜回庙”的村民说：子贡墓比这会儿的子路坟，颜子庙还要气派。要是保存下来，张庄村就不是现在的张庄村了。言外之意，子贡墓若完好会成为一处名胜，会带动这里的旅游经济，村民自然会富起来。
孙宁先生点头。儒商始祖故里在浚县，儒商文化之根扎在浚县，儒商文化之流源于浚县，浚县为之骄傲，但文化是没疆界的，近些年，不仅高层已开始重视儒商文化研究，而且不少地方盯上了儒商文化的开发价值，孔子故里曲阜学院设了“儒商学院”，武汉市已成立了“子贡书院”，这些现象使我不由联想到日本作家井上靖十多年前在小说《孔子》中的话：“目前，在孔门的高弟中，对子贡的研究最为落后，我想不久的将来他可能居于孔门研究中心。”当前的情势，或许正在一步一步验证着井上靖的预言吧。
有惊喜，也有忧虑。十多天前的一个下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阎雨和北京大学教授翟志高先生到浚县来，他们也是为子贡来的。谈话中，阎先生感叹：在北大，那么多国学教授中没有一个讲子贡的；开那么多国学班，也没有一个儒商班，不仅北大，几乎全国高校的工商管理学院，讲的基本是两方的工商管理理论，适合东方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论体系，还没人建立起来。我当时从阎先生的语气里听到了焦虑，我从他的脸面上看到了忧郁。与其告别时，太阳已经西坠，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和翟先生竟在薄暮时蹚访了子贡墓，这是我几天后在他回京后才知道的，我隐隐产生了几丝愧意，可愧意随之被欣慰淹没了：中华儒商文化的理论体系，或许不久便可建立起来。
子贡墓前，我陷入了沉思：公元前520年，您从这块土地上走了出去，隔了几十年之后，您又回到了这块土地，在这里安息了，但您留下精神财富，远远跨过了地域界限，那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啊！
我打着火机，在这位先贤墓前点燃了我研究他的几篇和撰写的《子贡传》，心里默念着《子贡传》开头的那句话：“子贡，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他走到了历史长廊的极深处，那是一个我们的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可此时此刻，透过跳动的火苗和缭绕的青烟，我似乎看到了子贡举步跋涉的背影，甚至清晰地听到了他有力的历史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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