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青铜器研究史
曾国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国家，有关他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都有较多的资料，但二者之间却始终未能有较好的对应。如果从宋人著录和研究曾国青铜器算起，迄今对于曾国青铜器的认识已经历近千年。虽然各个不同时期学者的论点不同且研究逐次深入，但问题的焦点――曾国到底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却几乎未曾有过变化。
在曾国青铜器研究历程中，对于曾国性质的判断，也是随着新的材料的出现而不断更新的。据此，我们可将这一历程分为如下几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与山东之鄫的关联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所知的曾国青铜器都属于传世品。由于当时收录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很少记录出土地点，我们对于传世曾国青铜器的了解，实际上是仅限于铭文中标识为“曾”的青铜器。这样，著录曾国青铜器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宋代。不过，当时学者对于曾国尚缺乏认识。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就刊有曾师季  盘（《薛氏》16.165）：“《博古》云‘冀者，国名’”。曾师季  盘在《薛氏》中被称谓“翼师盘”。器铭为摹本，字、笔或有脱落。但该器为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无疑：“曾”字下部脱一横，故被释为“翼”，其实此字字形为当时“曾”字典型写法之一。另外，盘铭右行反书，也是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铭文常见的做法。
《薛氏》中还著录了三件和曾国相关的青铜器，即两件楚王酓章钟（《薛氏》6.53、54之曾侯钟）、安州六器中的中甗（《薛氏》16、156父乙甗）。这几件器物并不是曾国青铜器，但铭文内容都与曾国相关，且出土地点在今湖北安陆及邻近的孝感。和曾师季盘一样，中甗中的“曾”也未被释出。两件楚王酓章钟铭文和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同人所作镈钟铭文（《曾侯乙墓》）相同，薛尚功引赵明诚《古器物铭》的看法，正确地指出“钟为惠王作无疑也”。但他未对曾侯的性质作出判断。
首次将青铜器中曾国与文献记载对应的是晚清的阮元。他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新著录有曾伯  簠（《积古》7.7）、曾仲盘（《积古》8.1）。在曾伯  簠条下阮元考释说：“元案曾当为鄫，夏之后。国爵为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后王贬之也”。《积古》也移录有楚王酓章钟，但阮元同样未作评述。
在历史文献关于鄫或缯的记载中，鄫或缯有的作为地名、有的作为国名。其中山东之鄫姒姓，子爵。此鄫作为诸侯国，地望、国姓和历史轨迹都相对清晰，因此易于将曾国青铜器与之关联。相反，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有爵位为侯、与战国时期楚关系密切的曾国，学者无从解释楚王酓章钟中的“曾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曾即山东之鄫的说法影响深远，也或许因为阮元的学术地位，该说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直到曾国青铜器开始有器物群出土于鄂豫地区之前，仍有学者坚持这一看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曾国青铜器出土数量大增，曾诸子鼎、曾子仲宣鼎、曾子尿簠2、曾侯作叔姬簠、曾子  缶、曾太保  叔盆、曾孙无  鼎、曾伯陭壶、曾子伯  匜、曾子  簠、曾    簠、曾子  簠2等器为诸多著录所收。虽然当时的著录者对文字考释的兴趣远大于对曾国历史的探讨，但在这些新收曾器中，有不少“曾子”之器，似乎更增加了“曾”即“鄫”之说的依据。不过，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曾国有“曾子”、“曾伯”、“曾侯”等不同称谓，则已经是学者们开始面临的新问题。
将曾国青铜器性质判定为山东之鄫的极致之作是曾毅公的《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在书中他列有《山东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图》，并将曾国标识于薛国之东、邾国之东南。他列出的曾国铜器有：曾伯  簠2、曾伯陭壶、曾子仲宣鼎、曾子尿簠、曾子伯  盘、曾子  簠、曾     簠、曾诸子鼎、曾子   簠2、曾仲盘、曾太保盆、以及另外一鬲。除了曾侯作叔姬簠之外，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见曾国铜器。曾毅公在《序》文中强调了他的收器原则：“春秋以前之古国，若鬲若过若攸，虽有彝器传世，然诸器之制造出土是否属山东，于义有疑，未敢率尔收录。……他若匽、徐之器，虽出齐、鲁，制非山东，亦当非录”。按照他的这一标准，似乎暗示所列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和制作都在山东。但实际上，曾毅公标出的《山东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图》实际上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春秋时期山东诸国地理位置的标识，而非是真正具体铜器地点的出土位置。他当然也未能举出所列的曾国铜器在山东出土的依据。我们知道，清末前后收藏之风大盛，出于利益考虑，商贾往往匿密文物出土地点而不轻易示人，因此当时的青铜器著录往往少有出土地点，或者记录的出土地点往往也靠不住。实际上，当时学者们对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出土背景几乎一无所知。曾毅公辑出的山东曾国青铜器，还只是曾国为山东鄫国思想的产物。
第二阶段：与山东之鄫、楚之曾的关联
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大量战国时期高级别楚国青铜器，其中有一对曾姬无卹方壶。曾姬无卹方壶和楚王酓章钟一样，也将曾国与楚国关联起来，而且这个曾国明确为姬姓，其立国年代延续到战国时期，他当然就不可能是姒姓、灭于莒的山东之鄫了。在此情形之下，学术界在继续认同曾国青铜器与山东之鄫关联的同时，将部分曾国青铜器与楚之曾联系起来。
较早作此认识的是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将曾伯  簠、曾伯陭壶、曾子尿簠、曾子  簠、曾子  簠、曾子仲宣鼎、曾太保盆等列为曾国铜器，在《大系》曾太保盆下谓：“右凡曾器七”。按照《大系》中国家的排列，在“北系”的黄河流域是“溯流而上”（《大系"序文》），曾国的位置处在“郑、陈、宋、曾、滕、薛、邾”排序之中，显然《大系》是将曾国列入山东之鄫的。在这七件次青铜器中，因为考虑到文献记载春秋中期鄫灭于莒国，郭氏只能调和地将曾子  簠、曾子  簠这些较晚的器物年代订在春秋中叶。
另一方面，《大系》将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方壶视为楚器。并将这个称侯的曾视为“楚之邻国”（《大系"叔姬簠》）。
郭沫若先生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曾国的基本看法。当时的学者如杨树达在讨论曾侯簠、曾伯  簠、曾子  簠、曾子仲宣鼎、曾姬無卹方壶等器时，基本上采纳了郭沫若对曾国青铜器性质的认定，例如在《曾侯簠》中，他说“郭沫若据彼文（指《楚王酓章镈钟》，引者注）谓此簠亦是楚器，……，按郭说皆是也”。杨树达同样也将大部分曾国铜器视为山东之鄫，并将《曾子  簠》进一步引申为孔子门徒曾参字子舆所制之器。
但是这个称侯的曾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刘节对此作了如下探索：“曾国有二，其在山东者，附庸于齐。……此姒姓之国，即周语所谓杞缯由太姒也。……故史学家皆以鄫为姒姓。然在古器之中求之，若曾伯陭壶、曾大保盆、曾子仲宣鼎、曾诸子鼎，皆无直接证据可断定为姒姓之国。反之，若曾伯簠、若曾侯簠，其与楚国之关系则显而易见。此在河南者，附庸于郑之曾也。水经洧水注‘缯人者，郑人也’；左氏襄公元年传‘次于鄫’，杜氏注曰‘郑地’。余以为此即姬姓之曾，与曾伯  同族，故徐锴说文系传引杜预曰‘鄫，姬姓’。……可见有姬姓之鄫，又有姒姓之鄫”  。在他看来，姬姓之鄫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郑地之鄫、灭周之缯以及出土文物中曾伯、曾侯之器都有关联，因此“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西阳，东抵睢州”。对于具体曾国的地望，刘节认为西阳为曾国国邑，“处于汝阳南郡之间”。曾伯  簠之繁阳即《左传》杜预所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鲖阳县南”。他推测说“曾伯  平淮夷而南行，故所谓繁汤者，其地在楚。因处其族人于此，由是稍南移，乃邑于西阳。然则楚之曾，即郑之曾南徙而来，亦可略得其线索矣”。
刘节定位有姬姓之曾，实是不易之论。同时，他明确提出曾国不止一个的观点，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他引徐锴说文系传得出历史文献中鄫国姬姓的结论，是未加辨析地根据于徐锴的误说，则无疑是错误的。
第三阶段：与灭周之缯的关联
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包括九鼎七簋的铜器群（《文物》1972、2），在器群的10件有铭器中，鼎、豆、壶等6件有“曾（侯）中斿父”铭文，说明这一器群的性质是为曾国青铜器。过去对曾国青铜器与历史文献关联的解说因此难以解释：这个曾国显然并非山东之鄫，而与楚国也似乎看不出联系。
在张政琅先生的指导下，苏家垅简报指出，历史文献记载的曾国有三个，除了山东之鄫和河南郑地之鄫以外，第三个则是《国语"晋语》中所谓“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的缯。申的地望在今南阳，京山符合缯国邻近申的条件。因此苏家垅铜器群可能属于这个缯国，其国姓为姬姓。但是，简报中灭周之缯为姬姓的说法来源于刘节之说，存在与刘氏同样的桀误。
此后直至曾侯乙墓发掘之前，曾国青铜器又在随州、新野连续有几次发现，似乎印证了曾国为灭周之缯的看法。报道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的简报因之都对此论点作了进一步明确。1971年新野城郊小西关发现一座墓葬（《文物》73、5），随葬有铜鼎、敦形鼎、甗，簠2、盆，盘、匜等，出土铜器中包括曾子中甗。报告者根据《国语"郑语》认为申国在今南阳、唐河地区，而缯为“申之与国”，故缯即曾国。“此墓出土于新野城郊，北距南阳、唐河不过百里左右，与文献记载恰相符合，说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区当属曾国境内，或者就是曾国的一个重镇”。此后，枣阳、随州、桐柏、新野再次发现相关青铜器，至此，在豫南鄂北一带存在一个曾国，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勿庸置疑的，新野墓葬的简报认为“这些文物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接近，时代也基本相同，它说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在今汉水下游、淮河上游的广阔地域内确实存在着一个比较强大的曾国”。曾国墓葬的特点是随葬大批青铜器，“与文献所记载的当时曾国强盛一时的情况是符合的” 。
曾国为灭周之缯说不自苏家垅铜器群发现始。清人高士奇根据《国语》、《史记》中西周灭亡故事，认为申、缯必相近，缯国故地在方城之外的缯关；而《左传》中春秋鄫国在山东之地。他将这两个曾国联系到一起，认为山东之鄫大约为灭周之缯迁徙而来。高士奇缯在方城之外、缯国有过迁徙等说，为其后曾国性质讨论中不少论说的根源。早期受其影响的有容庚、刘节。容庚引高士奇之说，将曾国铜器与灭周之缯、山东之鄫一并串联（《武英殿》）。当刘节根据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方壶确定姬姓曾国存在之时，他也试图将灭周之缯与姬姓曾国联系起来。屈万里比较明确地提出：曾国“另有和申及西戎邻近的缯，是姬姓之国（当是江汉诸姬之一），……春秋初年，……成了楚的附庸国” 。他认为，楚王酓章钟、曾姬无卹方壶中的曾，就是这个姬姓的曾国。这一认识和后来苏家垅简报提出的看法基本相同。但同样，屈氏也未能够开列出灭周之缯为姬姓的充分依据。
第四阶段：与随国关联的阶段
随国，姬姓，国都在故随县。这在历史文献中有清晰无疑的记载。当1970和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次出土曾国青铜器（《文物》1973、5）的时候，随国故地何以出土曾国青铜器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1978年随州城郊发现曾侯乙墓，出土了包括曾侯乙编钟、九鼎八簋在内的总重量约十吨的青铜器，墓主为曾侯乙。按照“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 的特点，曾国都城应在今随州。这样，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形成明显的矛盾，曾国青铜器与历史文献的关联遇到了新的障碍，这种情形被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 。很快，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讨论曾国性质的热潮。
提出“曾国之谜”的李学勤作了曾即随的解答。他认为《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国历经春秋之世不亡。随国的国力、存世时间与曾国一致，同时曾国姬姓、都城在今随州、以及与楚国关系密切等特征，在历史文献中也恰好只有随国符合。曾随说一出，立即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并进一步形成不同的解说。
差不多与李氏之说同时 ，石泉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曾随合一的论点。其论据也是曾随“在时、地、族方面相重合”。石泉对曾国的性质作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与申国所在的南阳接近，使人易于联想到文献记载与申国邻近的灭周之曾。因此他引童书业之说，认为参与灭周的申国为西申而非南阳之申，西申和灭周之缯相邻，都应在陕西关中附近，此意是为排除曾国与灭周之缯的关联。同时，他还认为“曾国既是姬姓国，必然是由北方迁来的西周封国之一”。但是，参与灭周为西申的说法论据未必充分，且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此徐少华提出随枣一带的曾国与灭周之缯是两个并存的国家。曾国即随国，系由北方迁来，大约在周成王时受封于随枣一带；而缯国地望在缯关一带，春秋早期之后下落不明，可能为楚所灭。
不过李学勤不同意曾国有过迁徙的看法。他认为曾作为地名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早期金文，其地正在汉东地区。但是，曾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时期的迹象，恰恰是支持曾国可能是迁移的证据。因为既然曾国为姬姓国，何以能够在商时期活动在随枣走廊附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曾随说者还提出了曾国为土著姬姓说，因为根据历史文献，“黄帝是姬姓，他的分支中，头一名也是姬姓”，“有理由推测，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现今江汉地区和汉东一带，有姬姓的氏族或部落生息于斯”，而曾国即出自于此。不过，土著姬姓说的理由特别是文献可信程度并不充分。
但毕竟，曾国即缯国或鄫国是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最可能的关联。这样，曾国与灭周之缯在名字上的直接联系，同时曾国与随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重合，使曾国体现出亦缯亦随、非缯非随的特性。这使学者们在探讨曾国国族性质时为调和这种矛盾而努力，使曾、缯、随关系出现了种种可能的假说。
曾国为随－缯说。此说认为曾即缯为姬姓，由南阳以北的缯关迁至随故地，并在楚国的帮助下灭随而代之。但是，如果缯灭随，按照历史文献记载缯为姒姓，这与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曾国姬姓的材料矛盾。为了修补这一缺陷，主张此说的任伟，提出缯国亦为姬姓的说法。但缯国姬姓的论点需要更多的文献依据。
曾为缯－随说。认为早期曾国青铜器属于灭周之缯，此缯地望与申国接壤，南与随国近邻。随国灭姒缯，而迁都于缯国故都西阳（今河南光山），并自称曾。不过，此说认为随国晚期都城在光山与考古发现情况不符。张昌平对此说进行补充，认为晚期曾国都城在今随州，大约在春秋早期随灭缯国。
曾即缯、随说。此说强调过去学者已经提出的曾国与灭周之缯的联系，联系到曾国邻近申国的南阳，因此认为曾即缯。又因为曾随的一致性，故曾即是随。这种假说也是在曾随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但不能解释文献中的缯国姒姓而铜器中的曾国姬姓，此说更承认《国语"郑语》中“既提到缯（申、缯、西戎方强），又提到随（南有……陈、蔡、随、唐）。……郑、随同见于《郑语》，……这仍然是一个矛盾” 。
缯、随合并说。认为春秋早期楚人将灭周之缯与随国合并，曾、随只是在不同的情形下称谓的不同。此说只是为调和缯、随矛盾的臆测，并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或材料依据。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许多诸侯国都不能相互关联，这在目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此没有发现随国青铜器，并不意味着随就是曾，即不可随意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不可名称的国家牵扯到一起。基于这样的考虑，自然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曾与随国相关的观点。杨宽等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如鲁、秦国国君墓葬不一定在都城，因此曾侯乙墓的位置并不意味这里就是曾国都城。曾、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曾即是姒姓的灭周之缯，至战国早期仍然为势力较大的独立诸侯国，与作为附庸的随国地位不同。曾国都城西阳处于今光山西南，位置在随之东。缯、随两个国家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同时并存。鉴于曾姬无卹方壶的存在，这一说法认为还另外有一个姬姓曾国，但其地望“不知所在”。但是，曾国铜器中另外还有若干器可反映曾国姬姓的特征，与此说曾即姒姓缯国相矛盾。此外，曾国青铜器反映的曾国地域明确跨越随州之西，这些都是此说不能解释的问题。
曾昭岷等也反对曾国即随国之说，认为出土青铜器的曾国有三个：称谓为曾子某的曾国爵称为子，对应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山东琅琊一带的“东海曾国” ；称谓为曾伯某的曾国爵称为伯，对应历史文献中郑地的曾国，其地在汝颖之间；而称谓为曾侯的曾国爵称为侯，此即灭周之缯，地望先在南阳一带，其后迁至淮西。这些曾国均为姒姓，其青铜器之所以多出土于湖北地区一带，是楚人作为战利品攫取而置于楚墓之中，因此曾侯乙墓并非战国早期曾侯之墓，而是战国晚期楚墓。此说中关于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性质已有学者作出明确的辩驳，除此而外，曾国青铜器多是组合有序、年代一致，楚人不可能专门挑选年代、性质相同的曾国青铜器作为他们的随葬品。可见，此说的一些基本论据存在问题。
“曾、随国别既异，形、音亦相差很远，无由合而为一”，黄盛璋认为曾国“应是随为楚灭后迁居随地”，即曾国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他也认为曾国为姬姓，但未明确表示此曾国是否为灭周之缯。
曾侯乙墓表现出较强的楚文化特征，因此徐扬杰认为曾侯乙“是楚国在春秋战国之间分封于原随地的楚国大贵族”，而西周、春秋等早期的曾国青铜器，则属于南阳之曾，这个曾国就是与申国为邻的灭周之缯。此说既强调曾国、随国不可能为同一个国家，实际上又将曾国青铜器与缯国、随国关联到一起。但是曾国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都表现出姬姓的特性，却是此说对曾国青铜器前后两个阶段不同假说的障碍。
第五阶段：考古学研究阶段
当曾国青铜器的发现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对其研究自然不再局限在狭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象这一时期其他考古学研究项目一样，对曾国青铜器进行考古学研究，首先也是自年代学框架的建立开始。
首先对曾国青铜器作分期研究的是周永珍，她将当时随州、京山、枣阳、新野出土的早于曾侯乙墓的七批青铜器材料，与周原及其他诸侯国青铜器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他们的年代早至西周晚期，较晚者在春秋中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国青铜器材料基本上已经含盖了迄今所知的各个时间段，对曾国青铜器进行全面的分期条件成熟。杨宝成、张昌平先后作了这一工作。杨宝成将曾国青铜器划分为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阶段共八期，认为曾国青铜器早晚各期一脉相承，基本上属于中原体系，从春秋晚期开始有来自楚文化的影响。张昌平不同意将随枣地区商、西周早期青铜器归入曾国，他将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七个期别，认为曾国青铜器其后两个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强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青铜器与周文化特征基本相同，而春秋中期之后的曾国青铜器则与楚文化特征相同。通过这样一些工作，曾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大体建立起来。
曾侯乙墓面世后，关于墓葬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属性为学者们所关注。一般学者都注意到，曾侯乙墓青铜器表现出强烈的楚文化特征。舒之梅等比较了曾侯乙墓升鼎、盖鼎、青铜器纹饰乃至于铭文，较全面地论证了“进入战国以后，曾国文化确已纳入了楚文化的范围” 。也有学者认为曾侯乙墓青铜器有一些中原文化特征，或者“有些是受东周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或具有曾国自身特点，但更多的是与楚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相同或近似，表明它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至于春秋晚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大家的共识是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密切。
在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中，也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李先登以“曾”字的写法区别湖北之曾和山东之曾。而陈振裕等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京山、随州、新野不同地点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应当属于同一个曾国。铸造工艺研究史暂缺

纵观曾国青铜器的研究，总体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视角不断拓宽的过程。但同时，如下的不足和有待深入之处也应该提出，作为我们重新开始这一研究的借鉴。
编史（Historiography）倾向强烈地表现在曾国青铜器研究之中。从金石学到考古学研究的不同时期，虽然曾国青铜器本身的数量和特征都相对突出，但研究者对于曾国的认识往往只是落脚在与文献记载国家的对应之上。这种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历史文献材料来比附出土文献资料的努力过程，恰恰是随着新材料的出土，不断变幻新的假说和不断推翻旧说的过程。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因为研究者多数并未从曾国青铜器自身的特征研究入手，而仅仅是根据少数几条文献材料的对应，即推导出种种依据并不充分的结论。囿于研究倾向和时代的局限，学者们对于曾国青铜器自身的特征，却鲜有涉及。即便是曾侯乙墓出土之后曾国青铜器材料不断丰富，也依然是猜测“曾国之谜”者众，而研究曾国青铜器者寡。
一些为学术界所诟病的研究方法累累出现。在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运用上，往往将文献中与缯（鄫）相关的名词一并与缯（鄫）国挂钩。如许多学者将文献中作为地名的缯（鄫）一概视为国名，又如考察缯国地望时，将“缯关”直接等同于缯国地望。在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中，凡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即被视为曾国的疆域范围。例如许多学者因为新野小西关出土有一件曾子中甗，均将新野作为论证曾国地望的主要依据。擂鼓墩M2出土有铭青铜器仅见一件簠（《文物》85、1），器主盛君即被视为该墓墓主。这些未必可靠的孤立例证，当然可能导致不实的结论。
作为曾国青铜器方向的研究有待深入。曾国青铜器的发现，无论在数量、年代和级别的构成上，都是在周代诸侯国中比较突出的。但有关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文化特征和文化属性的研究上。对于形成这些特征的文化背景和机制，对于曾国青铜器文化属性的成因等等方面，则缺乏进一步的讨论。

这位宗亲你是哪个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员吗？
请问一下那个宁乡出土的青铜器有没有关于我们曾家的！

[QUOTE][B]下面引用由[U]曾镇湖南桃源[/U]发表的内容：[/B]

曾国青铜器研究史
曾国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国家，有关他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都有较多的资料，但二者之间却始终未能有较好的对应。如果从宋人著录和研究曾国青铜器算起，迄今对于曾国青铜器的认识已经历近千年。虽...[/QUOTE]
  讨论什么?文章太长,还没有看完人都晕了.建议用现代文好好修改一下,让人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