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的圣库

　　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闿运所谓“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 ，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

　　“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

　　“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 。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

　　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 。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二千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馀，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

　　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就官方层面而言，此事已经了结。只是，普通群众觉悟比较低，怎么也不相信“城内并无贼库”，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骤成巨富。我们看几则有代表性的传言。

　　“（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


　　“（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馀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东珠，出产于东北混同江、乌拉宁古塔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 ；如此宝珠，曾国荃一下捡了一百多颗，此外，还抱回一个大于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当日长安贵少的奢华 ，若见到湘乡曾九用栲栳盛着一砣翡翠，不知作何言语？

　　除了列举实物，传言还折算了曾国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现金收入：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为了对数千万两银子 有个感性而现实的认识，我们来做做数学题，将之换算为今日币值。从三至九，皆可称“数”；换算所用的中介物，则以大米为例。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间，米价为4480文/石 ，约合1.71两银子/石 ；清代每石，相当于今日的71.6公斤，然则一两银子可购41.87公斤大米，然则“数”千万两银子可购大米，在1,256,100——3,768,300吨之间。今日中等质量大米，约2元/公斤，然则，曾九此行获利，折合人民币在25亿至75亿之间。再参照《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本年度中国富豪榜，我们发现，曾国荃可以轻轻松松跻身前十之列。感性认识，尚不仅此。倘若曾国荃真有数千万家财，那么，他的资产将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当时大清帝国的国库储备。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曾国荃至少三倍之；道光三十年，库存八百馀万两 ，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咸丰三年，库存仅为二十馀万两 ，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

　　历史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案例很多，但是一战暴富而至敌国甚且倍国，实不多见。囿于历史经验，限于当日实情，基于现实排行，我们是不是要怀疑“获资数千万”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不待后生晚辈如伯牛者，遍阅清代野史稗记的掌故大师徐珂早就质疑这个传言，他说：

　　“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

　　他的侄女是曾国荃长孙媳，跟娘家唠起夫家光景，大致不谬。例如田数，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 ；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产为几千亩可知。杏文小姐说夫家资产不及百万，按照上面的算法，则不超过八千馀万人民币。较之升斗小民，固为巨富；但是，衡以富豪标准，则遑论前十，欲托身排行榜尾亦不可得矣。然则，“获资数千万”为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谣言，可以休矣。语云：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统帅，七年间集资百万，稍富于知府而已，远远“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我辈读史，抚今追昔，伤时怀旧，又何必责备求全，死死揪住曾九这条子虚乌有的辫子不放？

算术可以破谣

　　曾国荃虽未因南京之战暴富，但是，以军人身份聚财百万者，终异于可收陋规可得贿赂的地方官员，不考察其所以致富的原因，总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也就怪不得曾九暴富的传言能够流传数十百年而不止不息。看来，为他平反也好，查处贪污也好，不对曾国荃的个人收入进行专项审计，都不能做到理直气壮。

　　但是，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廷“破格施恩”，特准湘军在报销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所有军费时，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 。此次“施恩”，基于三个原因。一、湘军薪酬制度异于绿营，户部并无对应的报销标准，双方会计规则不能接轨，强此就彼，势将格格不入。二、出征将士，自上而下，大发战争财，报表弄虚作假；户部经办报销人员则因此勒索“部费”，以求雨露均沾。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 。湘军立下不世功勋，中枢在经济问题上睁眼闭眼，难得糊涂一次，不算过分。三、由于中央财政的困绌，湘军大多时候不得不自筹军费，通过厘税等方式接济饷需，故其军费来自中央调拨者少，来自地方税收者多。如果对军费报销进行严格审查，中央、地方、军队三本帐，时间跨度超过十年，要做到毫厘不爽，技术上难度很大。因此，不如报个总账来得便捷。无疑，这次“破格施恩”，中枢与军方各得其所。只是，没有详细报表，我们就查不到曾国荃个人收入的相关数据，前此所谓专项审计，如何进行？

　　算不了细账，则只能进行粗估。粗估，有两种办法，一则估算曾国荃个人资财相较军费总额的比例；一则根据湘军营规中的饷章估算曾国荃个人收入的数值。之所以运用比例法，乃是借鉴今日职业经理人的薪酬结构中与业绩挂钩的提成部分占比较高的制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军统帅，在权责利三方面，与一个CEO类似，唯一的区别只是有无生杀大权而已。一个CEO包括提成分红在内的收益，大致占整体业绩的5-20%，那么，不妨将湘军的报销总额视作公司业绩的总和，而将曾国荃的报酬定为一百万（军中个人消费不会太高，可以忽略不计，只须统计其资产即可），得出一个比例，看是否在5-20%的范围以内。曾国藩提供了五份报销表，第一份和第二份，起讫年月为咸丰三年九月至七年二月，其时曾国荃尚未担任统帅，故不予统计。第三、四、五份的起讫年月为咸丰八年六月至同治四年五月 ，总计约26,273,425两。但是，此数尚不能作为考量曾国荃业绩的数值，因为湘军分水陆两部，曾国荃只负责大部分陆军，此一数值须经进一步约简，方可使用。

　　据同治七年统计，包括湘、鄂、赣、皖、苏五省在内，水师有二十四营共计一万二千馀人。按照水师饷章，营官月薪200两，哨官月薪12两，水手平均月薪4两；则水师薪酬六年合计为4,485,888两。水师维修增造等公费，照陆军例，三倍于为营官月薪，则每营每年公费开销为7,200两，水师六年合计总额为1,036,800两。然则，六年之间，水师军费总额为5,522,688两。扣除水军费用，其馀皆为陆军费用，计20,750,737两。

　　同治元年，陆军人数约计十一万人，由曾国荃统率，围困南京者，约五万人。那么，曾国荃所部占全军比例约为45%，其所占军费亦可由此比例得出，约为9,337,832两。曾国荃资财百万，视作绩效提成的话，则占全部军费的11%左右。恰在前述CEO所得占业绩5-20%的范围内。因此，用比例法分析，曾九的百万家财不算过分。

　　接下来，我们再根据湘军营规中的饷章，估算曾国荃个人收入的数值。湘军饷章规定，营官月薪50两，办公费150两；统领自带一营，本营月薪照发以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银300两。按照曾国荃统带50,000人的规模，他的月薪应为1700两，六年合计薪酬总额为122,400两 。咦？问题出来了：按照薪酬制度，他的六年总收入不过十二万，那么，百万家财从何而来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贪污公款。曾九真的是个贪污犯么？伯牛答曰：曾九不仅不是贪污犯，而且还比较廉洁。

　　如前引其孙媳语，曾国荃资财百万，乃是一生的积蓄；带兵六年，正常收入十二万，此后当过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谙熟盐、漕、河、洋诸务及东南政坛内幕的金安清 ，尝论清代乾隆中期以后，地方官个人收入组成，以陋规最为优厚，并不必“例外求赇”，能专守陋规不务其他，即可称“*守廉洁”了。而随着时间推移，陋规渐渐化名为办公“经费”，无须私相授受，而可公然见诸奏牍报表。关于地方官年薪的具体数额，他说：

　　“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 ；

　　盐务历来是吾国财务大政，淮盐、川盐、粤盐三者利润尤为丰厚（总督收入亦以两江、四川、两广为前三名），故两江总督个人收入中，由淮南盐运使报效的那部分占了大头。道光末期以至咸、同、光三朝，通商口岸渐增，外贸带动内贸，各海、河关口，税入大著。两江辖境之苏、赣二省，有上海、宁波、绍兴、九江等“著名美缺”，故“各关备贡”也是两江总督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较，自雍正时期发放给地方官的“养廉银”，由于一年只有区区数千，反倒在江督收入组成中忝居末位了。曾国荃作了七年两江总督，按照金氏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然则，曾氏的资本积累，竟大部分在两江任上完成，而非取诸刀光剑影之中。

    大多讲曾九暴富的传说都是从王闿运的[湘军志]来的，王闿运是个怀抱帝王之学，
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
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
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有一次他去湘军找事做，曾国荃讨厌他，不愿用
他，曾国藩会看相，说他是小人不可多得罪，就留他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后来他写[湘军
志]就大扁曾国荃。湘军是乡勇，根本没饷，很多人家里特穷，曾国荃为拢住湘军就每打
到一处，准湘军大抢3天。打入南京也确实是大抢3天，谁抢的就归谁，并不是都归曾家，
所以曾国荃发了些财，但是根本就没有象[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
馀悉辇于家]这样。忠襄是死后加封谥号，当时传言纯属无稽之谈。很多湘军人有了钱，
多让孩子读书，曾纪泽是中国第一驻外大使，许多人出国留学，加之湖南人杰地灵，见
多识广，后来出了很多名人、伟人。[em05][em05][em05]

　　没有皇粮的军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若没有钱财的支持，如何成得了势？曾国藩是要劝曾国荃及吉字营私拿“长毛”财产的，但自己家里、亲人及征战的湘勇都没有回报时，那威望还从哪来？号令如何可行？
　　霍去病骁勇善战，他的根本就是奖励与处罚军士。
　　即使当代社会和企业，奖功罚过，都是有效管理所必须的。对于没有皇粮的湘军来说，指责其暴富的人，或许不知治军与管理之道。

曾国藩的确了不起，不仅是我们曾氏人骄傲，也是众多名人所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