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政局转型期的省思

　　第一节　後顾

　　大陆赤化，政府迁台，使任何跟著政府在惊涛险浪里打过滚的人都会不甘败退，检讨过去，瞻望未来，作一番鉴往知来的彻底省思。因此，我在三十七年底辞去新闻局副局长职位之後，虽然脱离政治接触，在港台之间，过著流浪生活，实际我没有一日不在想我们的政局怎么会搅得这样糟，此後应该怎么做才能恢复我们战胜国应有的光荣与地位。

　　当然，省思的逻辑顺序先得後顾过去，找出我们失败的根。最容易找到的根是就战役胜败影响全局的大小观点去找。就这个观点著眼，蒋公在《苏俄在中国》中作自我检讨时已曾有了鲜明的指责。他确认三十五年六月中，国军在四平街大败□军时，他接受了马歇尔的坚决要求，下第二次停战令，给□军一个机会，死里逃生，此後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蒋公自责，假定不下此停战令，「北满败□不难肃清，东北全境可拱手而定。」「苏俄无法对□军补充，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蒋公这两句话，是指著此令造成两个失著说的。第一句指的是四平街胜利对内的影响，肃清东北□军实力，奠定了全面灭□的优势。第二句指的是四平街胜利保持东北战局是我政府剿□的内政问题，堵住了俄共助□的嘴。今受美方压迫，竟下令放弃这唾手可得的胜利，不能不说是招致大陆赤化的一大失著。

　　的确四平街战役的停战令种下了东北失败的根，可是一次战役的检讨，只能看到失著表演出来的果，还摸不到失著产生的因。因此，我们的检讨应进一步研究为什么会犯这错误，这就触及当时蒋公所决定的战略问题了。提到战略得失的检讨，蒋公在《苏俄在中国》第二编，自责反共斗争政略错误四大项中有两项涉及东北。他最先指出，俄共在东北显然的侵略行为，他原本认定这是一个与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决计停止接收，交由联合国公断；可是最後他受国际的影响，竟与俄共直接商谈，进行接收，这是他自责处置东北问题在战略上犯的第一项错误。他说道：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可能解决，则我仍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国内有充分的实力，勘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之野心计画。然而我们决策之後，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後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蒋公继续提示东北反共斗争他在战略上犯的第二次错误是：无法击破共方强把俄共插手的东北战局当作中国内战的阴谋，坐令共□得运用和谈拖垮国民政府。我政府跟共□签订的停战协定，特别提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理由很明显，因为我政府派军队到东北的任务，是向俄共交涉接收东北主权，与共□无关，故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更何况俄共曾公开承认东北并没有共□军队。因此我政府力主东北是对俄共接收的国际问题，共□经俄共的强力支持，强认此为国共冲突的中国内战问题，应纳入「美苏调停」的「政治协商」问题全局一并解决。共□因此得利用扩大关内的武装叛乱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让步，而政府也只能因阻止他们这套阴谋的实现而陷入被动不利地位。蒋公在检讨这错误时，沉痛地作了下列的自责：

　　「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顾虑，以致处处陷於被动，而能积极的集中力量，执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对於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全面胜利的。至於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於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受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救的失败。」

　　我们细读蒋公检讨东北战局战略上两项失著的考虑过程，发现有一个异常巧合的相同之点。他检讨第一项失著时，指出原定东北问题是俄共侵略问题，应交联合国议处，决定不由我政府直接向俄共接收，是绝对正确的决策；不幸因受国际影响，卒犯了向俄共直接接收的错误。他检讨第二项失著时，指出政府原本坚持东北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国共关系问题，不应纳入「美苏调停」的「政治协商」范畴之内，变成中国内战问题，这也是绝对正确的政策；可是後来也不幸「受对外的国际关系」，动摇了这决策而犯上了第二次错误。使我们特感惊异的这两次失著都是政府原定决策绝对正确，可同样都因受了外来国际影响，放弃原定有光明前途的正轨而改趋了自掘坟墓的歧途。两次失著，同一导因。这外来影响，究竟何指，蒋公未便明言。值得我们作深入的发掘。但，读者倘看过我前面历述我抗战以来国际关系的经过。这外来影响所指是谁，呼之欲出，不会有他国，显明指的是美国。我们抗战胜利，没有沾美援多少光，我在前面第十五章第三节里已有详尽的检讨，姑不再赘。日炸珍珠港，战争国际化，我在太平洋战区内的作战贡献应居首功，美援的分配理应占绝大比例。使我们今日检讨啼笑皆非的是当年美国「租借法案」分配给我们的，只有希腊、土耳其等小国的三分之一；比之第一英国得相当於二百七十亿美元，第二竟是苏俄得相当於九十亿美元，而我们只在名义上得到了相当於十三亿美元，距离之大，实足骇人！同时，这十三亿美元我们还不能挣到手，因为经西伯利亚给苏俄中途扣去若干，经印度缅甸又经英国半路打劫去了若干。实际算是运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美援物资只剩了四、五亿美元。这四、五亿美元的美援，前期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完全用在他一手训练的「中国驻印军」，与驻在昆明的「远征军」不参加我抗战行列；後期控制在马歇尔手里，变成他胁迫我政府为达成他「援华援□」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美援对我们抗战建国没有帮上一点忙，可是共□得赤化大陆美国却奉上了极大的贡献！蒋公虽没有显著地表示了他的愤慨，可是字里行间仍不免透露他的郁闷！我在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结束时，曾作大胆的研判，说我参加太平洋国际抗日战争，虽不得美援也可占战胜国的优越地位，愿复述我的理由如下：

　　「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冒险与强敌美国展开太平洋争夺战，势必倾其海、陆、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掷。那末，抽出中国战场部队，减弱他们在中国战场的作战实力是日军阀必然要改变的对华战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日、美战的展现，己种下了我们无需美援，独力可以制日进而胜日之根。假定我们当日能看到这一点，那末不会有雅尔达强把我中国权益换取俄共参战的美国卖友行为；不会有俄共对日宣战三日後日本投降，俄军竟以战胜国身分接收东北，籍机壮大共□军力；不会有强把叛逆作平等政党，美国作调人的『联合政府』谈列：不会有四平街□军大败溃逃，马歇尔强迫蒋公下令停战的无理干涉；最後当然不会有美国停止援助促成□势猖獗篡踞大陆的意外事变。」

　　我们不得美援也可成打败日本的一个居首功的战胜国，我拥有这份信心；同时，黎东方先生以为即使当时苏俄站出来帮助共□与我政府战；我政府也有胜利的把握，我也有同感。可是，我们看得到，睿智过人的蒋公那里会看不到的呢，看得到而不做，又有什么原因呢？我们应承认，我们的看法是不负实职研究历史者事後聪明的研判。蒋公负国家安危重任，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怎能拒绝可能挽救危机於万一的援手，而作独往独来的决策的呢！胜利後领导全民实行宪政是蒋公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程序决定的大原则必须实践，实践需团结不能分裂；更何况，八年抗战使全国人民受尽了困苦颠连的惨痛牺牲，怎样也不能再燃战火迫他们重遭涂炭。因此，共□藉胜利关头作叛变表示蒋公明知乘胜挞伐可操胜算，仍予容忍，适在此时美国愿作调人，自成及时之援手。可是蒋公绝对没有料到史达林的魔手已在此时插进了美国政府，操纵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此後美国「援华援□」倒行逆施的一再胁迫之来，他总是打落了牙齿和血吞，缄默地忍受著，直到大陆赤化。因为，他保持著中国列代薪传忠恕之道的道统观念，「宽以责人，严以责己」，断然把美国对华决策的错失由他自己一肩挑了起来。这是我们这一群办国际宣传业务的幕僚在他身边看得清清楚楚，深感不平，而无法有所贡献，最感痛心的事。

　　但，把大陆赤化的导因，尽量向美国肩上推，把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不负任何责任，这是欺世的卑鄙行为，我们决不能这样干。我们应该学习蒋公一肩挑起国家兴亡责任的伟大心态，把大陆赤化的全部罪过自己认下来，责备自己，激发自己改过自新的自我检讨。我们这样做，那末，美国「援华援□」的严重错误，没有我们的同意它也不会犯，这责任还是应该由我们自己负起来的。

　　我在这政治转型期间，静下来事後追思，深感造成共□猖獗颠覆我大陆政权的劣势，只有十之二三导因於炮火战争。我们真正失败的原因，十之七八是，共□统战攻势之成功，瓦解了我国民党领导全民的威信。抗战胜利以前，我们略过不谈，即就抗战胜利日起来捡讨共□统战运用的奸诈险毒。胜利後，他们立即抗命不受政府接收敌降的通令而取「自立为王」与政府平行姿态的叛变行为。在我们正确的立场指其姿态为叛变，而共□统战策略掩护其叛变，称此行动为代表全民争自由、争民主正大光明的合理要求。这是他们胜利後树立起号召统战的一面大纛，由这号召，他们竟能把我领导政府为全民求福利的国民党，丑化成作威作福的独裁暴力集团；而把控制全民吸其骨髓的□□党，美化成为全民争自由、争民主的革命集团！他们一方面提出组织联合政府貌似民主的要求，运用边打边谈以美国为调解人的和谈，来扩大他们叛变的实力；一方面在中国全面社会中发动他们的统战攻势，钻进政府政治脉络中，瘫痪政府的统治能力。他们统战的策略，最重要的，计有两端：第一，制造全民的失败心态；运用种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使全民接受他们的谎言，坚信政府是无能的，贪污的，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充实自己的钱袋，到紧要关头向国外一溜，置全民於火坑而不顾。因此在全民的心态上，造成一个政府必败的执持，为共□建立最後暴力一击打定了第一道基础。共□重要统战策略的第二端，是制造全民的中立心态。这是跟著失败心态，再加努力轻易得到的效果；那就是这样无能自私必然失败的政府，现在跟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洁身自好无辜的老百姓，最聪明的办法是保持中立心态，决不跟著政府作必败的牺牲。这又为共□建立最後暴力一击打定了第二道基础。共□只须在这两项统战策略上运用得手，最後暴力的一击自可水到渠成不费吹灰之力了。因此我说，□篡大陆，炮火战争只占十之二三的功效，他们统战攻势的成功，反估十分之七八的比距。他们的口号以「反内战」为纲领，延而作「反饥饿」、「反徵兵」、「反徵粮」、「反动员」之呼吁；把他们叛乱所造成的国难，反噬而成政府祸国殃民的罪状。他们制造的外围，最初以知识尚未成熟广大的在学青年为目标，继而扩大至真正知识份子，形成所谓「民主同盟」的结合。於是其渗透工作精进而达无孔不钻、无隙不乘的程度。受他们利用者都以中立姿态深入政府机构，民意代表，社会团体，甚至平素反共的後方集团或共□正与当面作战的前线部队，施其簧鼓以达瘫痪民意、瓦解士气的效果。此外，平素横行不法的地痞流氓，暗伏社会底层的哥老会等黑社会结合，甚至落伍的军阀政客，投机的奸商恶棍，愈是被人唾弃的废物，在□方统战运用中愈加提高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共□就以这种无所不包扩大利用群众的统战战术，很迅速与很广泛地在全国社会中塑造了失败与中立的心态，藉以打击政府的公信权威，後方人民以及前线土兵对政府产生了离心的作用，使我政府在後方需要动员时无法动员，在前线需要决战时无法决战，最後遭遇到大陆赤化的惨败。

　　我们透彻了解了大陆赤化失败的如上原因，再要进一步找这失败应由谁来负责，那就易如反掌了。□胜，胜在煽惑人民不信政府，离弃政府，倘然政府有能力决不使这煽惑会奏效，那末，失败之责，应由政府自己担当，无推卸给任何方面的理由。但在当年宪政尚未实施之前，政府由我中国国民党组成，其一切措施皆遵从党的领导，则政府的任何错失，应由中国国民党负担全部责任。那末，大陆赤化，共□的统战胜利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政府作反共斗争的失败，这是中国国民党每一个忠实党员都应该负起责任来沉痛省思的一个大问题。

　　我因此作切实的自我检讨，身为中国国民党员，又在政府领导阶层附骥作业，□势猖獗，大陆赤化；我也应负部份罪疚，则痛自贬责，力求挽救之道，是我赎罪的唯一途径。三民主义的民主制是先知後知领导不知者群，使他们「竭力乐成」自愿合作的民主制，远胜西方以「少数服从多数」之强迫追随民主制。所谓「竭力乐成」是先知透过後知的沟通以他的「知」，说服不知群，变成大家共有之「知」，进而以此全国一致之共识，发动治国平天下的革命行动。凭此理论来推断事实，我们的党是推动革命行动的先知与後知者的结合体；全国人民是我们要建立共识，推动革命行动不知的对象。我们推动的成败，就表现在这「竭力乐成」四个字上。这表现大家接受我们先知後知传达的「知」，变成大家共同的「知」，进而成大家共同的「行」，是绝对自发自动，没有半点勉强的。这不是比诸西方「少数服从多数」勉强而行者更民主了吗？可是，以这个角度来评判胜利後我们一任共□渗透、颠覆，几近束手无策，使广大群众变成瞎了眼，聋了耳，跟著赤色指挥棒乱蹦乱叫的一堆疯子，我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反躬自问，对应尽先知觉後知之职责，能不汗流浃背了呢？因此，我一再研讨的结果，决定此後救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彻底革新我们的党。

　　退守台湾，彻底革新，是我们挣脱过去束手缚脚的旧包袱，建造一个挺腰展肢好整以暇从头做起的好环境。我们检讨过去的失败，因要发掘缺点，故自责的成分似乎偏重了些。实际，当年政府在国际国内求全责备的环视之下，打的是十分劣势的战争。因为，以政府的立场定战略，一定要负责保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与人民生活最少也得自给自足。可是共□以叛乱者立场定战略，政治越颠危，社会越混乱，人民生活越艰苦，越加增他们的胜利成分。我在前面也曾检讨过，国共作战，永远是共□在前面摧毁，国军跟在後面补修。这样劣势的战略型态，是国军难以致胜的一大因素。现在，我们退守台湾，这个劣势自然消灭了。我们在四面环海的孤岛上，必然会逐渐减少我们防御的努力，而加强我们复国建国的设计与示范实践的便利。整个中华民国广土众民要实践理想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是非常艰钜不易达成的任务，现在我们退守台湾这个孤岛上，防御努力有了成就之後，尽可把这孤岛做一个塑造将来搬回大陆最理想的三民主义新民主政制模型的实验室。这个新民主政制塑造的基础建立在党的健全上，因此，我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到台湾应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党的革新。

第二节　前瞻

　　我仔细研究，党的革新，千头万绪，不是容易著手的工作。经过差不多半年搜索枯肠、穷思竭虑的结果，总算给我整理出一篇由理论到实践颇具逻辑程序革新本党的建议书，命名「革新刍议」。全书分四章：第一章，主义的检讨，第二章，党的革新，第三章，两个原则，第四章，一个方案。我说，本文有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程序，指的是第一章专提革新本党应先建立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就提出根据这理论基础而演绎出来的革新方法，是本文的重点。至第三章，只就革新方法中农业民主与工业民主两项重要原则再加申述。第四章则择二原则之一已在实行的分耕合营农场予以检讨。故最後两章只是实践此方法衍生的申述。因此撮述此文以示我革新本党之要旨，应置重点於前两章。

　　在第一章里我提出一个未经人道过却是配合反共抗俄时代要求绝对需要的一个三民主义新诠释。我以为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横列而不相连系的主义，却是达成一个政治理想纵横的三个阶段。换言之，「民族」、「民权」是达成「民生」过程中必经的手段，而「民生」才是三民主义最高最後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说，总理订定三民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在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骨干。我们也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民生主义。

　　我再进一步诠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与共产主义之为社会主义刚刚相反而对立的。前者主张互助，後者主张斗争；前者以科学的方法发现社会团结的基础是「爱」，後者以反科学的方法发现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是「恨」；前者强调人性的重要，後者抹煞了人性。因此，我研判，正能克邪，只有三民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具足够的正义力量来消灭这个冒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

　　接著，我分段诠释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特点。第一，它是调和经济利益的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都是消费者，应互助不应斗争。互助出於人性的本能，如狼之合群，候鸟的迁移是自然的团结力量。第二，三民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我指出：由民生立意所产生的民主，是劳资双方在民主政治中取得协调之後，彼此合作构造一个共同拥护的政权，以之为公证者来决定双方自己不能解决的纠纷。第三，三民主义是促成後进国家与先进国家合作的社会主义。三民主义以为後进国家的团结不是与先进国家斗争，而是促使先进国家的反省，求彼此经济的协调，同登大同世界。

　　以上是我为党的革新所拟订的理论基础。在这基础上我就演绎出来革新本党的方法。因为这是本文的重心，我特把原文照录如下。

　　一、确定知识分子是本党的群众

　　检讨本党的缺点，目前最普遍的批判，总说本党没有基层的组织。这句话，仔细辨味，其严重性实足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一个政党，没有了基层组织，就是没有了群众，譬之人身，没有血肉，只剩了一副骨骼。或有人说，这未免说得太严重了吧！然而，摆在面前的事实，冷酷的告诫我们，这并非捕风捉影之谈。特别当前年大陆撤退时期，素号忠贞的党员，竟纷纷叛离，这不独说明了党的组织不健全，简直暴露了党纪的扫地。

　　我们先把这现象作一个冷静的分析。没有基层组织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只剩了上层的组织，也可以说，只剩了表面组织。要说明这种现象，我们把整个党部的组织检讨一下就明白了。最高的代表会议，要多少年开一次，且不谈，再依次数下去，我们有中央执监委员会，有中常会，有中央党部，有省级及其他特别党部，有县级党部。就纵的方面说，从县级党部再向下寻，就找不到任何党的组织了；再从横的方面说，除掉了这一串党的机构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党员的活动。一个政党，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在民主政体之下，人民因社会经济等种种生活环境的不同，在政治上的反映，必然产生出要求不能一致的现象。於是物以类聚，要求相同的各部份群众才互相结合起来，再加上了有机的组织，就产生了代表各部分群众共同要求的不同政党。所以政党的结合是社会中某部分群众要达成某种共同的要求才促成的。社会没有到大同的境界，绝对不会有全民一致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历史的现阶段中，也决不会有代表全民的政党。政党可以有为全民求福利的政纲，却不应有以全民为群众的组织。一个政党若以代表全民为号召，表面上它是代表了每一个人，实际呢，因社会本身充满著矛盾，亲此则拒彼，彼此对销，它的群众就无形中对销掉了。民主先进国家如英国，有保守党和工党，如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旗帜鲜明，清清楚楚地代表著某一部份群众的要求。现代民主国家中还没有那一个政党以代表全民为标榜，因为全民几等於无民。

　　本党最基本的错误，就在没有搞清楚自己群众的对象。实际，总理在遗教中的确已明明白白地规定了本党的群众。为什么总理要把人类分成先知先觉、後知後觉和不知不觉三大类？他就想指点本党群众之所在。这明明指出大多数的不知不觉者必待少数先知先觉与後知後觉者的领导，才能创造他们的福利与安全。先知先觉与後知後觉者就是知识份子，这就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党员。

　　总理给本党规定了党员的标准之後，更进一步在权能之别上，说明了知识群众和不知不觉大众间互相的关系。知识群众是「能」的集团，他们组党以取政权，目的在贡献他们的「能」，以完成不知不觉大众自力不能完成的期望。大众表现其期望於运用其政权，政党表现其实现大众的期望於掌握治权。期望的表现是直接生活的反映，非常机械的，不需要任何知识，可是如何实现这期望，却需要精良的技能，绝大的智慧，那就非知识份子莫办了。所以国民党的组党，应把握知识份子，大家群策群力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总理给我们规定得很明白的原则。

　　同时总理又告诉我们：知识群众在社会中并不是一个固定体，它会跟著社会的进步逐渐扩大开来。并且，本党的政策是要运用政治的力量，加速社会的进步，从而萎缩不知不觉者群而扩大知识群众，这就是训政的意义。所谓训政，就是知识群众，配合著政治的力量，渗透到广大人民中间去，教育他们，领导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跳出不知不觉的暗谷，同受智慧明灯的响导。知识群众跟著训政的顺利推进而日渐扩大，国民党的党员自然也跟著一天天的壮大起来，其基础自然也跟著一天天的稳固起来。

　　二、如何达成知识分子的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本党组织的原则，第一应把握知识群众，其次应策动党员渗透入下层社会。可惜，当前的现象，恰恰相反，知识群众没有了，只剩了一群职业党员，该向下层渗透的，都力争上游，变了满坑满谷的委员首长们在发号施令，担任实际工作者寥寥没有几人。这样头重脚轻，安得再求工作的效果。

　　政党是群众的，本党的群众既是知识份子，那么，如何可使本党达成知识份子的要求，应该是当前革新党务的主题。

　　知识份子的要求，比诸一般大众，可以说复杂些，也可以说反而单纯些。说它复杂，因为他们除物质的满足外，还有理想的追求。说它单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不一定斤斤计较物质的享受；假定真有一种崇高的理想做他们共同追求的对象，他们会心甘情颐放弃生活必要的要求，牺牲一切来达成这理想的任务。可是本党过去执政的措施，在物质方面，把他们陷进了生活的底层。一个拉洋车的收入远胜小学教员，一个工厂技工的待遇超过大学教授，抗战时如此，战後也未见怎样改善，体力工作者的生活优於脑力工作者，已成了普遍的现象。在理想方面，三民主义经典化了，八股化了，引不起知识份子的兴趣。再加上二十多年训政的未如人意，和最後宪政实施的驳杂紊乱，暴露了种种不可掩饰的弱点，安得不使知识份子失望的失望，惋惜的惋惜，掉首他顾，另寻结合了呢！

　　然而，这些知识群众现在又踏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了。他们厌恶本党的腐化，不得不寄托期望於中共，可是两年来中共的措施，却又暴露了他们暴戾专横的真相，使知识群众深感不可共处，初期的兴奋，尽归幻灭，於是瞻顾彷徨，找不到一个归宿。

　　这一群迷途的羔羊，本来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的期望，原只有我们可以完成；他们的彷徨，正是我们的过失，现在应该是我们痛改前非，对他们赎罪的机会了。

　　知识群众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在合理的社会环境中，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况且，大原则若经调整，这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研究党务的革新，对这一点略过不谈。我们要研究的，应集中在如何实现知识群众的理想。

　　要实现知识群众的理想不外三端：第一，供给他们以一个合乎他们理想的主义；第二、配合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政纲；第三供给他们以一个党员为重心，以民主为骨干的党的组织。

　　对於第一点，我在前面一章里已申述过它的重要性，现在不想再加赘述。我想附加一点补充的意见：共产主义在大陆上一年来试验的结果，所得的只有工厂歇业，农村破产，大规模的饥馑正在无止境地展开，大陆同胞全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我们可以推想到凡是有良心有独立意旨的知识分子，都已尝够了共产主义的苦酒，正在如饥如渴地期望著思想的拯救。我们如能以刮垢磨光的三民主义来响应他们的呼吁，他们将以在惊涛骇浪中忽睹灯塔的热烈情绪，来迎接我们。

　　第二点、政纲的配合，我想有机会再加阐述，现在暂时略过不谈。本章所要检讨的，将集中在如何重建我们以党员为重心，以民主为骨干的党的机构。

　　三、当前组织的检讨

　　党是党员的。一个生气蓬勃的政党，必使每一个党员感觉到党是实现他理想的有机体。他多尽一分力，党就会多得一分成就，他少尽一分力，党就减少一分成就。一定要这样，才可以使党与党员打成一片。因此，在基本上，我们不必责难党员的不努力，只应研究怎样可以使党员表达他的理想，能自动努力来实现他的理想。

　　这就不得不从党的组织说起，不得不从我们最感缺乏的基层组织说起。党的组织应该像一座塔，当然应从建造塔基，逐渐造到塔顶；我们现在的组党，却先造了塔顶，再向下造，造到塔基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材料，所以这座塔是悬空挂在那里的，安得不飘飘荡荡，只像一座广东烟火架子，不切实用了。我们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还应求指导於总理。总理的权能之别，在党的组织中也一样可以适用的。党的权操之於党员。党的能属之於组织。或有人要说：我们的代表大会，不就是党权所寄的机构吗？我们的中央执监会不就是代表全体党员的常任机构吗？这话一点不错，在形式上无懈可击，可惜，其效用只止於形式。请问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不是真从党员中产生出来的？中央执监会是不是随时可以反映下级党的意旨？我们敢坚决地否定这两个问句。这就是本党变成了一架悬空烟火架子的基本原因，也就是党部官僚化的基本原因。

　　在健全的政党组织中，原则的决定，应以最广泛最民主的方式，由全体党员共同决定之，原则一经决定，即应通过组织部以最严肃的纪律切实实行之。这样才可使每一个党员感觉到党真是实现他理想的有机体，他个人的努力，真是实现他理想的努力，因此油然而生奋发的热情与不成功不休止的决心。目前却不然，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执监会议的决议案，可说是汗牛充栋堆积如山，究竟有几条切实实行，恐怕少的骇人。在会场上一字的出入，会争得面红耳赤，会开完了，谁也不去过问此案曾否执行，怎样执行，任何党员出了党部之後，绝无工作可言，健全的政党，应由组织扣紧党员，不容他有一分懈怠，而本党现象，适得其反，党员欲求工作而无从。

　　综合上述推论，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党务的革新，应以树立基层机构与改变工作方式，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四、党员就业运动

　　树立基层机构，最先应该纠正的是党员职业化。一个人加入一个政党，是实现他政治理想的一种社会活动，并不是一种职业。依党为生，靠党吃饭是本党的最大错误。这一错误的延伸，必然驱全部党员走上官僚的途径。因为职业是生活之所依，办党务而成了职业，党员为了确保饭碗自然不得不一切唯命是听，一切推卸责任，放弃自己一切主见和一切主动以求取悦於主管人员，他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於是，科员政治，公文旅行等种种现象，层见叠出。若有人以为这责任是应由党部工作同志负的，笔者将大声疾呼地为他们呼冤。因为，党部工作既成了一种职业，一个人努力维持他的职业以解决生活，是再神圣也没有的动机，绝对不应非难。应负责的不是人，而是制度，是把党员职业化的这一个制度。

　　或说，你这样坚决反对党员职业化，不是将驱许多在党部工作的忠实同志集体失业了吗？我的答覆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我相信，凡在党部工作的同志，每人必定有他的专长，假定党的中央肯下一番功夫，对党员的技能作彻底的调查统计，再予以合理的处理，没有一个同志不能找到自己适当的职业的。

　　说到这里，我检讨过去党员从政的措施，又不得不批判它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这只鼓励党员们集中在政治的上层，没有帮助他们渗透到社会基层里去。社会的基层是在各种职业团体里，我们的同志应分散在各种职业中去发生领导的作用，绝对不应该仍抱著做官这际死路算是他们唯一的职业。

　　我们应发动党员就业运动来纠正过去党员从政的错误。

　　我们应该确切认清，党员应该以职业为背景而加入政党，决不应就把入党变成了他的职业。健全的政党，应是各种职业代表的结合，决不是一个无业游民的集团。我愿在这里沉痛地唤起本党同志的警觉。

五、党的基础建筑在职业团体上

　　我们应该对党的组织有一个彻底的新认识，应该确定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各种职业团体上。党是一个有机体，党的细胞应在各种职业团体里生根繁殖。必须这样，才能使党与民众打成一片。每一个党员，在他所参加的某种职业立场说，他是代表著这一个职业集团，希望通过党的组织，在政治上实现同业共同的期望；在他的党员立场说，他引导著自己职业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作政治活动以实现本党的政纲。

　　至於党员在各种职业团体中的活动，更应有一个确定的原则。我们应切记，在一个集团中，发生领导作用，绝对不应利用政治的凭藉。他若这样做，群众怕他，忌他，嫉妒他，藐视他，一时虽跟著他走，心里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与他永远保留著相当距离，实际他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一点新力量。党所期望党员的，是每一个党员在群众中产生自己的新力量，这才能集合党员个别的力量而成党的总力量。党员如只知假借党的力量算自己的力量，这是对党的剥削，不是贡献。

　　那么，怎样在群众中可以产生新力量呢？简单说，他就得亲自参加他们的职业工作，并且比他们做得好，做得快，这才可以使他们钦佩和信服他。应知在实际生活中令人钦佩信服，才是真领导。才是他的真力量，没有那一个人可以抹杀他的领导。因此，党员就业，一定要抱著这样的决心去争取领导，而新同志的延揽，也应该以这种生活中发生领导作用者，作争取的对象。

　　基於上述的分析，我们主张革新党务的第一件大事，不光要协助党员就业，并且要帮助他们在各种职业团体中发生领导作用。这当然多半要靠党员自己的努力，可是，认识的确定，技能的学习等等，党的辅导，必然可以帮不少忙。

　　六、党部的组织应以职业团体为对象

　　基於上述规定的原则，我们可以把党部的组织作一个彻底革新的规定，那就是：党部的组织应以各种职业团体为对象。

　　我们应该根本取消目前以省、县、区等地区为各级党部分层的标准，而易之以各种职业团体为单位的分层党级。即使目前因为种种牵制，难求这样彻底的改组，也应该以此为目标，逐渐缩减地区党部加强职业党部，以期达到最後以职业组党的标准。因为以地区为组党的标准，其组成份子，期望不同，目标纷歧，难求团结的努力。如易之以职业团体为对象，则党务与其生活打成了一片，先天已具备了团结努力的因素。目前各省各区分部开不成党员热烈参加的小组会议，即使开成了也都有一切无从谈起之感，就完全测验出区域党部的不合组织标准。因为，每一个区分部小组开会的时候，参加的党员，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公务员，叫他们坐在一起，那里找得到共同感到兴趣的题材来讨论呢？假定，反过来说，出席这些小组的党员，是同一职业的职员，我就可以担保，每次开会一定大家热烈参加，热烈讨论，并且每次一定有具体的结论，宝贵的建议。

　　比方说，农业有农业的总党部，商业有商业的总党部，这些总党部应该注意到其同业间一般的共同利益。各业总党部下，又因职业性质之不同，随职业团体的分工组织而产生若干二级党部。试举农业为例来说。在农业总党部下应分成稻农、麦农、棉农、蔗农、畜牧农、森林农、园艺农等各行业的二级党部。同样一个职业，又会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其特殊生产消费的问题。试以蔗农为例。台湾的蔗农与湖南、四川的蔗农，各有其特殊经济环境中特殊的生产与消费问题。自然应该再成立第三级的台湾、湖南与四川的蔗农党部了。等此而下，视经济要求的需要完成广泛深入的整个下层组织。

　　以上是我们根据著民生主义的原则，重新整理党的组织的建议。然而，这一个组织系统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跟著来的还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合理的处理。

　　这问题就是民生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可以调和社会经济利益；换言之，如何透过党的活动，可以调和生产界劳资的矛盾。

　　劳资对立是现代社会必然的病态。这病态从纵的方面说，是普遍於各种职业的各阶层中，从横的方面说，是普遍於都市农村，各地域间。我们可以断定，在每一地域每一职业中，必有劳资对立的现象与组织，并且这对立的型态是从底层一直贯通到顶层，是从地方性的团体一直贯通到全国性的团体里的。

　　假定我们能确定本党此後的党纲，将置重心於民生主义，以调和社会经济利益为实施民生主义的中心纲领，那么，此後本党同志的社会活动应集中全力於调和生产界劳资的矛盾，以促成其合作。

　　如何可以达成这个目的，方式很多，固有待於本党同志努力研讨共同决定。可是笔者本人，确信我们若能在工业农业两大生产部门中，实施民主制度，劳资合作的成效必可得长足的进步。所谓工业民主制，就是欧美现已风行的工厂委员会，目的使劳动群众与资本家并肩作工厂的主人。所谓农业民主制，就是北欧诸国实施有效的合作农场，目的使广大农民与地主共同合作，管理农场。

　　假定本党能确定采用这两个方式为实施调和社会经济利益的方案；我相信，本党同志此後的工作，真是十分艰巨，十分繁杂。他们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因各自社会关系的不同，不妨参加代表劳方利益或资方利益的阵营。可是，既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他们参加这对立的阵营，目的不在参加斗争，而在消减斗争。所以本党同志，分别参加劳资阵营，形式上是对立的，本质上却是统一的。他们是抱著促使劳资合作的共同目标，在各自的阵营中，努力消除其矛盾，促成合作的机构而灵活运用之。

　　假定劳资合作的机构，在工业部门中已采用了工厂委员会的制度，在农业部门中，已采用了合作农场的制度，那么，本党同志就应该以此为标准，再参酌以我国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状况，生产方式的特殊型态，领导其本行本业，促成劳资合作理想的具体化，从基层党部起，逐级上升，一直到中央党部，以其职业范围广狭之不同，与职业本质性能之各异，而分其责任，各就本级作最大的努力，以期完成共同的任务。

　　假定我们整个党部能如上述原则重加改组，笔者确信，本党同志此後各有专业，各在其本业中不独生了根，并且发生了领导作用，纠正本党二十多年来飘飘荡荡基层空虚的弊病，从此发挥了无比的力量。因为这样的组织是真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可以随时通过党员，反应全民的意志，跟著社会的需要而改良，跟著经济的推动而前进，必然能永远受群众的爱护珍惜。

　　假定我们有了上述这样的一个革新的组织，我们第二大课题，应进一步研究，如何运用这新组织，以革新的工作方法，使本党得随时透过党员，反映全民的意旨。

　　七、打通上级与基层的隔阂

　　本党的同志既生根在各种职业团体中，他在党员立场说：一定殷切地期待著党的指导，以协助他自己在本业的发展；他在从业员的立场说，也一定同样殷切地期待著通过党的组织，以实现同业共同的期望。党员的本体经过了这样一度变质之後，他再也不会以淡漠的心情来应付党务了。他必然要认认真真地选举他的代表，不容别人的垄断；他必然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党员们跃跃欲试的动机是没有问题了，现在需要供给的，是一套灵活而机敏的方法。

　　一个健全的政党，一定要做到基层与上层，脉络贯通，党的措施随时随地都能反映著全体党员的意旨。现在本党的组织，就缺乏这样活泼的有机性能。各级代表大会是惟一可以反映全体党员的机构，过去因组织不健全，代表未能真尽到代表的职责。现在，若按照上述原则，调整组织之後，代表的选举，当可纠正过去的错误，产生确当的人选。然而各级代表大会，只能作原则的决定，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定期性的集合，不能发生有机性能的效用。目前时局动荡，瞬息万变，全党效能的表现，尚须置重心於经常活动的党部体系之中。

　　按照六全大会通过修正的本党总章第三章第七条规定：「本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各级党部之重大决策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通过。未决定前，得自由讨论，一经决议，即须服从。」这原则本来是很正确的，可是在实施办法之中，就偏重於「集权」，而忽略了「民主」。例如所谓权力机关，按同章第九条之规定，最高为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次为省代会，闭会期间为省执会；再次为县代会、区代会、与区分代会，闭会期间为现执会，区执会、区分执会。目前实际情形，这一连串自上而下的执行委员会，就变成了常设的唯一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而无代表大会定期决策而指导之，其流为官了，实有必然的趋势。再同章第十二条规定：「各级党部应执行上级党部之命令。」又第六章第三十三条丙项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只有「组织各地党部并指挥之」的规定，并无接受各级党部建议而加以考虑的规定。

　　按组织原则规定，各级权力机关先自由讨论，决定决策，「一经决定，即须服从」。则所谓权力机关，自指各级代表大会而言，现在代表大会未见定期开会，基本上对这条原则的规定，截头留尾，只剩了对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须绝对服从，而把各级代表大会的自由讨论竟搁置起来了。同时，中央的职权是指挥，各级的职权是执行上级命令，因此把我们整个党部的系统，变成了上级指挥下级奉行的单程交通。把下级意旨反映到上级去的这条交通路线又闭塞住了。各级代表大会是由下到上的惟一法定路线，既已经停止，而经常机构又复作这样闭塞下情上达的规定，於是党部只成了一个执行命令的机构，全部丧失了它的有机性能了。

　　我们想要重建党部的有机性能，使他机动地，灵活地成一个有生命的组织，活跃起来，必定要先把这条党员意旨可以由下而上的交通路线打开来。

　　各级党部既然以职业团体的代表组成了它们的干部，基本上已排除了过去党部被动的惰性。每一个干部都代表著他背後的群众，希望通过党的组织，把他的理想付诸实施。基层干部如此，各级干部如此，即最高的中央干部也如此，这一股由下而上跃跃欲试自动自发的活力，如能因势而利导之，必能发生反映时代意旨机动而活泼的力量。

　　至如何因势而利导之的办法，应切实实行总章第三章第七条原则的规定，重大决策，未决定前，自由讨论，一经决定，绝对服从。重振自由讨论的体制是打开由下而上这条交通的唯一钥匙。重振之道，总章已载的，切实履行之，总章未载的，修正补充之。已载部份是各级代表大会的按照规定召开。全代会每二年举行一次，省代会每一年举行一次，县代每六个月，区代每二个月，区分部党员大会每一个月都应开会一次，这些代表大会不独应如期召开，并且应切实做到每次开会有充实与切要的内容。

　　如何可以使每次开会内容充实切要。这是总章应加修正补充的部份了。换言之，我们应修正规定各级代表大会都是决策的机构，各级执行委员会都是执行的机构。绝对禁止各级执行委员会总揽决策与执行的双重权力。此为下情不能上达的基本障碍，一经撤除，当可立见畅通的效果。

　　障碍撤除之後，我们当进一步研讨如何形成真正党的意旨。一个单独干部的意旨，当然不能算党的意旨，必定要全体有关干部考虑成熟的意旨才可说是党的意志。考虑而至成熟的地步，必须依靠多少人推敲与经验的积累，因之，活跃运用小组会议做基础，实在是表现干部意见最基本的工作。因此，各级代表大会应以各级党部的小组会议做基础，才可使正式闭会时，内容充实切要。代表大会是定期性的*，而小组会议却是经常活动的组织，集合小组会议不断讨论所产生的议案而成代表大会的总议程，这议程必然会充实切要的。

　　其次，各级党部应切实做到共同决定，共同遵守的分层负责制。凡涉及全国不局限於某一职业之原则性各项问题，自应由全代会决定交由中执会督责各级党部遵行之。凡涉及某一职业单独有关的问题，则应当由该业总党部的代表大会决定，交由该级执委会督责所属党部遵行之。依此类推，以及最基层的党部。再倒过来说，基层党部讨论议案的时候，如问题性质只是本级党部局部的问题，就可由基层党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交由执委会执行之。倘然所涉范围牵涉更广泛的其他基层党部共同问题，则应该请上级党部汇集其他有关基层党部的意旨，再作决定，即由此上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督责有关基层党部共同遵行之。依此类推，以至中央党部，各级党部如有超过其职权范围越俎代谋的举动，则可由监察委员会随时纠举改正之。

　　跟著第二章之後，我就把实施民生主义调和社会经济利益两大纲领，农业民主制与工业民主制在第三章中详加阐述。台湾复兴基地已决定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把地主占有的大型农田制转变而成自耕农占有的小型农田制。不幸小型农田不能配合农业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要求，欲使小型农耕亦能达成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要求，必采用合作农场制。合作农场有苏俄式的政府控制与北欧式的民主方式之不同，我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合作农场自必研究我传统要求以北欧方式为模拟标准而订定我们中国式的民主合作农场，此为我建议的农业民主化的实践原则。至工业民主制之实践，总理虽有原则性的指示，尚未作具体的规划，然配合时代的要求，工业起飞已为建设一个近代国家必须努力达成的任务。因此，我确认根据三民主义确立的原则研究工业民主制之实践方法，实为当前党员最重要的建国任务。工业民主制本有先进国家「工厂管理委员会」之先例可援，惟是否能配合我国之需要，尚多研究考虑的角度。故我在本文提出此间题之後，仍继续保持研讨这问题的努力。先在四十二年写成《工业民主制之理论与实践》一书问世，继在四十三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作访美之旅，曾私自规定此行决遍访美国各大学、各企业以及各社团专作美国工业民主制之研究。返国除写〈美游散记〉强调此行研究收获外，并作美国「激发管理Insentive Management」制可作我工业民主制之实践模式之演讲与广播十余次，颇受当时著手企业发展者之注意。最後在五十三年访问西德之旅，复注意研究其「工厂委员会法案」，是世界惟一以工业民主制订成国法的先进措施，返国亦作文演讲，建议可作三民主义之工业民主制确订方案之参考。检讨我上述对此问题之努力宣扬，或者对今日复兴基地经济建设奇迹之产生作了些刍献。

　　〈革新刍议〉定稿後送中央日报当时社长马星野兄请其采用发刊。星野兄读後，觉我放言高论，批判党的不健全，深感不妥，迟疑搁置若干时；後经当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之陶希圣兄，索读此文，以为当此危急时期，正需不惧谴责，匡时救世之大胆发言，力主发表，出有问题他愿负全责。於是此文竟得《中央日报》分日刊载，全文披露。刊载後约一星期，我忽得从高雄寿山总裁办公处打来的长途电话称，蒋公要我立即到寿山办公厅有事面谈。我应邀南下，到寿山报到，立即召见於蒋公书房，嘱在沙发就坐，并即提读《中央日报》拙作的感想说，我这样无保留地畅谈国是，正是当此国难时期忠贞同志应有的态度。但我所言，理想过高，或者一时未能全部采用，惟也可置为大家研讨改造的目标。接下去蒋公坦白表示党对国家实需深自检讨，此後努力的目标与方法，亟需热心同志，群策群力，合个人智慧而成建国的共识。他表示，他已决心实施党的改造，将精选同志一致戮力，成此宏愿。他与我对谈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态度的诚挚与坚决使我十分感动。当时他虽未明言，言外之音，显然表示，读拙作後决邀我参加党之改造工作了。

第十九章　空中作秀生涯

　　第一节　为中广作业布新局

　　三十八年春我和景蒙在台湾过了短期的流浪生活，到了三月间，就断然作定居的决定。我们在南京东路一一九巷（现在的伊通街）找到了隔墙邻居的日本榻榻米式三房一厅有现代卫生设备的房屋各一座，立刻把香港的眷属接了来准备永远住下去了。那时我的眷属实际只剩了馥贞一个人，大宝在美国，妹妹随仲培留港，小宝已转学入香港大学寄居妹妹家。馥到台差不多一个星期，琼枝带了孙儿浩然（英名Bobi）坐飞机来准备飞美，另新生吃奶小孙女咪咪（名萝佩）由奶妈抱著坐海轮来基隆，计日已到，要我陪她到基隆找接；我即偕往接到。他们母子俩，住了两三天就飞美，留下咪咪和奶妈让婆婆馥贞带领。我们想大宝在美只带我给他的少数美金，尚在求学期间，必过著半工半读的生活，今又加上养家的责任要苦撑，我无法再支助他，给他分担一些养家的肩负，也是当然应做的；更何况，我要求职或就职，不能守在家里，馥贞经常必一人在家，有个孙女儿要她照顾，也是求之不得的解除寂寥的好安排，因此我们就很高兴地接受了琼枝这个突来的请求。

　　这时期时局虽仍在动荡不安的态势中，中央党部在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推蒋总裁为主席，以执政党身份处理军政大事，人心因此大定。美国政府虽在此时发表白皮书，一方面推卸大陆赤化的责任，另方面也向□帮递送携手的秋波；然□犯金门、舟山两次都给国军打得落花流水，表示我自力更生有无穷发展的希望，使沉闷的气氛显露了璀璨的曙光。景蒙就在这时期，把他带来的史底华送给我而景蒙以为送给新闻局的全套收报机接收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与合众社、法国法新社每日电讯，打成单页的油印新闻稿，命名China News就以之发刊出售，居然购读者颇多，维持了好几位老朋友的生活。记得当时，景蒙自己任经理之外，编辑有沈錡、郑南渭等三、四个人，打字有康敬方、电务有景蒙的妻弟尤福夏，全部不到十个人，居然创办了台湾第一份英文报。因为一般人以为China Post是第一，论政府登记，Post确是第一，News出版以单页油印问世实在Post之前，惟未登记耳。这时候，我正忙著写「革新刍议」，故未加入，後经蒋公寿山召见，意示要我参加改造党务工作，故只好跟景蒙各奔前程，分道扬镳了！

　　不料在我家居闲坐有一天，张道藩先生突然光临到寒舍来，要我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据说，中央广播事业虽创始早在民国十七年，可是拖到现在才真正成为一个财团法人。董事会推他做董事长，他找董显光做总经理，董坚持要我做副总经理，他才能接受这个任命。这一个意外的邀约，我虽感到兴奋，却又觉得有不便明言的尴尬心结。因为，蒋公寿山的暗示，我应排除任何任务以待命，而张、董二公的诚挚邀约又难矫情拒却。因此，当时只能婉言，广播业务非所素习，承厚意邀约，容考虑再作决定。道藩先生嗒然辞去後，连日以电话追询，无奈只能勉允就邀。

　　我国中央广播事业是由陈果夫先生一手创办的，可是从民十九年起在南京成立七十五千瓦亚洲电力最强的广播电台起，此後抗战时期跟著政府播迁後方发生重大心战攻势，使日军斥为「炸不死的狂叫青蛙」，如此迭奏奇功，仍末暇成为一个正式机构。直至政府迁台以後，中央才在民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决议把广播事业在内政部登记，以「中国广播公司」名称，成一财团法人。由其第一次董事会，推定张道藩为董事长，李文范为常驻监察人，聘任董显光为总经理，吴道一、曾虚白为副总经理。

　　广播事业的组织，简单分析，可剖成硬体的工程与软体的节目两大部门。张、董二公连找三人，对电机工程都一窍不通，因此推由原任处长的吴道一兄为另一副总经理，显明表示，我与他在张、董领导之下，分别执行硬软两部门的业务。在工程部门当然多保留过去广播台的原有人员，计以原任台湾广播电台台长姚善辉改任为董事会秘书兼工程部主任外，其余台中、嘉义、台南、花莲、高雄、台东、民雄各分台的台长以及全部工程人员皆保持原职原薪，继续其执业。至节目部门是我们接管广播事业亟需负责改进与扩大的业务重心。其原任节目部主任翁炳荣暂留若干月後，即聘请文艺界颇得人望的邱楠代之；复邀道藩先生一手创建的「中国文化运动会」总干事甘汝恭为总经理室秘书，俾使「中广」与「文运会」活动打成了一片；不久又邀请曾任中国电影公司总经理罗学濂为总务主任，继即升任为副总经理，利用其广交艺人的人缘网。以推动中国文艺运动为生平不可他代的兴趣与终身努力目标的张道藩来领导中广节目的改善与扩大，虽然有些大才小用，却也是不可多得的安排，我能厕身其间尽我螳臂之力，真也是我一生最愉快的生活阶段！

　　至显光兄何以必须我任副总经理他才肯任总经理的坚持，道藩先生找我时他说不出理由，我也茫然。因为那时候显光兄奉命出国，逗留在日本，只在电讯往来中向道藩先生表示这个要求的。直到中央决议正式发表他的职位之後，他从东京飞回台湾，我在机场接机时，他才说明他坚持邀我的理由有两大主因。第一个主因是对外的，要我帮助他与美合作推动对□心战工作，这也是中央必须任显光兄为「中广」总经理的主因。这时美国政府从发表白皮书希望与□携手，遭□以向俄一面倒态度报以白眼之後，表面上虽还与□周旋，暗地里已转变态度，作积极备战安排，与我政府的情治机构用民营事业西方企业公司（WesternIndustrial Enterprise）为掩护，商谈推动对□心战工作。心战的主战场是广播，因此中央决定交由「中广」与实际代表美国政府之「西方企业公司」商订办法，推动对□心战的两国合作办法。事有出人意外的凑巧者，询问美方派来西方企业公司的主持人，竟就是抗战时期国际宣传处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新闻学院美方派来教授中的一员，有华名叫甘露德，是我们的老朋友。因此，中广非要显光兄做总经理，显光兄也非要我做副总经理不可了。这是显光兄坚邀我的主因之一。至第二个主因是对内的，广播作业重在透过文艺运用发扬中国文化，显光兄久留国外，对此道一窍不通，亟需找个助手来补救他这缺点；同时，他此时虽无专职，却得领袖夫妇之特识，以为显光兄知交遍天下，向国外关键人物，探索有关我国前途的动向，显光兄有超人的能力，故他经常奉命出国，无法常留「中广」尽他总经理应尽的职责，故必找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作他出国时的代理人。为了上述两个理由，他才坚持要我做副总经理。我因此暗自检讨，我这个副总经理应有肩挑两副不相为谋的担子的心理准备：一副是推进在显光兄指导下，道藩先生决不干预的与「西方」合作对□心战工作；另一副是推进在道藩先生指导下，显光兄决不干预的全部广播节目工作。我想就在下面把我挑这两副担子的经过分别作撮要的叙述。但，我作这叙述之前，想起工程部的同寅中，有一位使我不懂工程的外行人也仍保持著敬佩爱慕的追思，我要先把这位可敬可爱的同寅作一次扼要的悼念。

　　我要纪念的同寅是中国广播公司总工程师冯简（君策）先生。他不独是「中广」工程建设的第一功臣，也不光是全中国电波学的泰斗，并且还是闻名国际并参加国际研究电波组织的一位卓越的学者。我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他，曾被邀去参观他的研究室，看他从测验仪器上抽下一条条电波活动的纪录片，曲曲弯弯划上许多波浪式的线条，如获至宝地凝神细读，总觉得他不急其所当急，有些书呆子的傻气。谁知道，他的这些纪录片是全世界研究电波活动重要一环的资料，而他这样孜孜不倦的工作，对今日世界能飞跃进太空时代的努力有不可想像的贡献。这贡献对人类进步有难作估计的崇高价值，然而冯简兄没有向任何人夸耀过，他只以求知得果为其埋头苦干的报酬，不求利也不求名。他曾为了要发现宇宙的神秘，远涉北冰洋探北极之险。来台之後，为了设置测验台爬登台湾最高的玉山顶更不知有多少次。他这样辛劳，所得的报酬还只是公务员戔戔的薪水。冯简先生处之坦然，敝衣粗食未减其奋发精进之精神。测验电波是烦琐而沉闷的工作。全世界科学家彼此配合的纪录日积月累才有绩效可寻，谁也不能在这中间找到一举闻名天下的机会，因此，求名是无缘的。但，别国科学家尚可得社会的敬仰与丰盈的生活待遇，独在中国即此亦无，然而冯简先生仍能废寝忘食乐此不倦，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其敬业精神真充份表现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美德，使我永远保持对他这份敬佩爱慕的追思！

第二节　与美合作的心战秀

　　让我先把我在「中广」挑的那副与美合作的对□心理作战担子来讲一讲。美国派来的西方企业公司主持人，我们重庆共事的老朋友甘露德，是一位矮小秃顶其貌不扬的美国教授，可是他智慧之高，有所表现每能令人惊佩得五体投地。当年在重庆虽在我们主持的新闻学院教新闻学，可是经常与我情治人员有所接触。他竟自告奋勇不计报酬地给他们设计了一套对日阀的心战道具令人叫绝。他的心战设计永远是因地制宜，利用环境的供应来作他设计的凭藉。他在重庆看到我们在长江尾敌在长江的身与头，就能利用长江作他心战设计的凭藉。他建议，我们可利用成千上万的竹筒，里面塞满了宣传品，外边漆上彩色夺目的油漆，加上一个不漏水的木栓，放在长江里顺流而下，数量多，日夜不停地大量漂送，必可得心战胜利的收获。我情治单位接受他建议照样做，果然得到了许多意外的心战成果。这是甘露德小试其技的表现，也是令人心折。这一次他负心战全责，带了一位工程师两位佐理一同来，我们预期其成就之不凡，故予以热烈的欢迎。他一到台北，就由显光兄以「中广」总经理名义设宴欢迎他们，并於饭後带领他们到中山北路中山桥侧动物园对面的一座洋楼中，做他们的办公厅兼宿舍，派定一位王姓职员管理他们生活并兼译员工作。第二天，显光兄就邀他们到「中广」，交换双方合作意见以便订定密约，按约执行。双方不约而同地一开口就得到一个共识，那就是，美方负责工程，华方负责节目，清清楚楚地划分了职责。甘露德很坦白地承认，与□心战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一场政治是非之争，美国插嘴出主意，只会搅局，有损无益的。这真是懂心战者一针见血的自知之明，令我心折。但，他又说明，他这次来，已得公司负责方面的核可，在台对中共心战最有攻心力量的措施是加强对大陆广播中波机器的设备与精编对大陆中波节目的内容。他兴奋地讲出下面一个美国情治机构获得的台湾广播怎样受大陆人民的欢迎与□□政权的重视而严禁。他说：

　　「有一个中国老百姓，像大家一样地有空就偷听台湾短波广播。偷听时总叫妻子站在门外边，看有人来就打手势，他就停听把收音机藏起来。不料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里受人盘问父母亲在家里经常做些什么，他竟直言在收听台湾广播。不到两小时，他的父母就给拘押起来。不久，他的父亲就被当众公审。主席者问群众：「这个汉奸应当判什么罪？」群众中早就串通好的人答：「路毙！」主席者就宣布：「公审决定此人应受死刑」，这个人当场就给枪毙了。

　　「这故事此後的发展更可怕。这个不经意间害他爹爹送命的孩子，竟得□□党在学校里的特别奖励，举行了一次盛大庆功仪式，尊他为英雄，给他挂上一块立功诱获汉奸的勋章。这孩子在开始几天内竟给捧得昏天黑地。但隔了几天下来，不胜良心谴责，反抗的态度从口说发展到行动，最後卒给送进了劳改营。在营中他又听到母亲的失踪，卒在无法报亲仇的愤激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甘露德讲了这故事後，继续说明道，这故事给我们研究对中共作心理战者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它告诉我们，大陆同胞厌恶□□党，怀念中国旧传统，这种全体同胞的共识予□□政权一个严重威胁，故要尽一切力量切断他们与台湾的沟通。第二个启示，它告诉我们，中共确认大陆上中国人与台湾的沟通管道最重要者是广播，并且只是短波的广播，因为台湾迄今尚无力建设电波可延伸到大陆的中波电台，而中波电台却是中共政权今正竭力鼓励大家收听藉作争取民意的有力管道。甘露德兴奋地作结论说，这两个启示帮助他此行对大陆心战作最後设计的决定，那就是：在台湾建立一座电波可以延伸到大陆中国任何角落的中波广播电台，使大陆中国人可以安安稳稳爽爽快快收听台湾广播，中共无法禁止，因为中波广播也是中共政权争取民意的唯一重要管道，安得禁听呢！美国决计在工程方面作这扩展对大陆民众沟通管道的贡献，但，有了管道不能用还是白饶，因此，真要发生实际心战功效，甘露德笑著作结论说：「还要靠你们制造节目者的善加运用了。」

　　甘露德这套话，本来就是我们商量好准备要说的话，现在给他倾筐倒箧说尽了，我们本来无话可说的了；可是他那套加强对大陆中波广播工程的建议，却远出我们意料之外的美国合作贡献，保证我们未开口就把握到对□心战的必然胜利，真使显光兄和我，聆听之下，高兴得鼓掌欢呼起来。因此我们合作的密约双方意见一致，不需长谈就签订下来。甘露德与「中广」工程部立刻取得密切联系，经工程部带他巡视「中广」各分台之後，选定民雄分台做他扩建成对大陆中波广播的电台。跟著所需建材就陆续运到，他与他的工程师就指导著中广工程部员工著手兴建起来。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就建筑起一座输出电力高达一百二十五千瓦的中波广播电台，其电波输送音波之远，绝对可以涵盖整个中国大陆，即远在西北的陕西、甘肃、西南的云南、贵州、拿起中波收音机来听台湾节目，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这一招心战的袭击，打得共□昏天黑地，绝对无法招架。因为，中波广播是他们欺骗人民的唯一工具，这工具现在给我们抢过来共用，真变成了我们与他们的一个肉搏战场了。甘露德给我们抢到了这战场，怎样展开肉搏，争取胜利，正如甘露德所言，要等中广节目部一展身手了！

　　中广节目的主导，论理应是总经理显光兄，可是显光兄这时候的实际任务是展其一时无两的国际公共关系的特异长才经常出国，无法坐镇「中广」尽此主导责任。因此，他一出国这副担子就推到我这代理总经理的肩上，而他经常出国，那就爽爽快快把这副担子永远给我挑上了。所幸那时候，董事长道藩先生有爱好文艺表现的特殊嗜好，而做好节目就靠文艺表现，不请他插手他也会自告奋勇，更何况他本有指导的身分；同时那时候的总务主任罗学濂、节目部主任邱楠都是做好节目的上选助手，於是配合美国方面工程上的特殊贡献，我在节目方面也有了不落人後的自信。

　　凭藉空中作秀对大陆□□展开心战攻势，最先要考虑的是采取正确战略。战略的主要关键，我们要把大陆听众，掌握政权的共□与无辜被控的老百姓清清楚楚的画分开来，那些节目对前者说，那些节目对後者谈，都应事前有充分的准备。这就进展到战术问题的考虑了。我们决定，对掌握政权的共□，不采取谩骂谴责的对敌态度，而从事理解分析的说服工作。对受□蹂躏的同胞，我们以极度关怀的同情心抚慰他们的受苦，但鼓励他们不要灰心，大家是中国人，只需心连心手牵手，海峡两岸同胞的结合，中国必能在正义克服邪恶的团结中达成其统一。在这战略战术决定之後，我在中广专组「大陆广播组」，负责编组与播送专对大陆的节目，定名「自由中国之声」。我们设计的节目，我记忆能及者有「想一想」的短时间节目，以精简而深入的对面恳谈方式对执政的共□作入情入理的规劝。另有「祖国在呼唤」的较长时间节目，用恳挚而同情的演讲方式，表示抚慰又加鼓励的同胞爱，沟通海峡两岸的心手相连。同时在新闻节目中，不断介绍台湾人民的生活安定与富裕，可是经常强调这是我们回到大陆的模范作业。跟著新闻节目，我们必放送「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歌」，引发大陆同胞油然而生的爱国情绪。我的「谈天下事」广播评论也加入「自由中国之声」，成为经常不断的评论节目。此外，每周一次的广播剧，在道藩先生领导下经常举行的各种文艺政经活动，其他文化的座谈会也收入「自由中国之声」的节目中。因为这些节目都是由强有力的中波电台放送的，远在东南亚以及菲律宾、日本、韩国华侨都听到，来信表示欢迎，则其深入大陆边远地区自无疑义。我们节目部配合美援贡献建立的工程绩效，应视为铢两悉称的双绝，在心战中予共□以迎头痛击！可惜这一套在心理上对大陆□□克敌制胜的阵型，只能维持差不多三年，到了民四十年底甘露德任期届满，西方企业公司另换一位主持人。他接任不到一星期，就向显光兄提出修改密约的建议，要把主持节目之权画归美方主持。他自以为，这个要求有充分正确的理由：因为美国花了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建设这样有力的一个心理作战克敌制胜的电台，自应由美国自己主持节目来发挥它一手培养出来的力量，现在美国创造出来的力量让中国人用来作惊人杰出之秀，未免太不公平了。显光兄反驳他说，这不是人与人间作秀竞争的问题，而是国与国间合作克敌制胜的问题。美国帮助我们建立工程上的克敌威力，固然我们万分感谢，可是，正如他们前任主持人甘露德说的，这节目工作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政治是非之争，美国人来主持必然隔靴搔痒，摸不清楚头脑。不幸，那位美国人异常执拗，坚持他的主张，显光兄也凭其爱护已成业绩之热忱，与国族自尊心不受外人无理支配之执著，不肯让步。双方争辩激得显光兄竟至拍桌子怒斥对方之无知，於是「中广」与「西方」的合作遂成僵局。中央设法转圜，由主管对大陆政治工作之第六组出面，另组中央广播电台与「西方」合作，「中广」就此不再有对大陆心战之专责，我也因此卸下了这副重担了。

第三节　文艺与广播合流作秀

　　再说我在中广挑上的第二副担子，做好全部广播节目。这是显光兄事前明言，他这位总经理经常要出国，且自认中国文艺非其所长，故不论他在场不在场，这副担子要我一肩代他挑的。可是，很出乎我意外的，我刚在三十八年十一月受任中广副总经理，三十九年八月奉命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兼第四组主任（即以前的宣传部部长），又在同年九月奉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一身兼四要职，而我对中广的节目工作兴趣特浓，只须一有时间，不论昼夜，一定要奔到新公园角上那时候中广的办公室来尽我代总经理应尽的职责。为什么我对中广节目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可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性好文艺，而广播节目是文艺作秀最迷人的场地。第二个理由是我遇到「中广」这位董事长道藩先生竟是以文艺升华为他一生努力的目标，我找到了这样一位嗜好相同意气相投的夥伴，安得不紧紧追随在工作中求彼此默契之快慰。道藩先生在未任「中广」董事长以前，在大陆期间，组织中国文艺社、创办戏剧学校，领导文艺活动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来台受任「中广」董事长时，即与赵友培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团结追随政府来台之爱国文艺人士，分设文学、美术、音乐、话剧、平剧、地方剧五个委员会，经常借中广开会推进工作。继又奉中央命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剧作，以激励民心土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聘请当时文艺领袖为评审委员。我亦被邀为委员，曾评选潘垒所著《红河三部曲》，谓其以印缅战争为背景，描写我青年远征军打败日军之战绩，智勇双全，士气如虹、笔锋锐利深刻，应予奖助。此文奖会以评奖为仲介，使得奖青年与评审老师团结自成一股文艺活动的新力量。现在道藩先生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动员这两个文艺团体来加强与扩展中广的节目是同时符合了这两团体发展业务的要求，当然，都会欢呼雀跃来接受这求之不得的合作。当时在文协会经常活动的文艺家，属於小说家者有，陈纪瀅、孙陵、王蓝、谢冰莹、赵友培、潘人木、杨宝珍（盂瑶）、尹雪曼、萧传文、穆中南（穆穆）；散文家者有，何容、徐锺佩、林海音、王文漪、熊昆珍（艾雯）、锺梅音、耿修业（茹茵）、冯放民（凤兮）、王聿均；文艺理论家者有，李辰冬、王梦鸥、王公伟；诗人有，翟君石（锺雷）、路逾（纪弦）、王志健（上官予）、符节合、李莎；音乐家有，萧而化、戴粹伦、谈修、李中和；美术家有，刘狮、梁中铭、梁又铭等。文奖会之担任评审委员者计有罗家伦、狄膺、程天放、张其昀、陈雪屏、胡健中、梁实秋、陈纪滢、李曼瑰以及本人，一共十人。这两个文艺团体，可说是集当时文艺菁英之大成，竟在道藩先生的策动之下。都变成了中广节目部邀之即至的广播员，安得不使中广节目在此阶段的成就，不独空前，至我属稿的今日还是绝後的哩！

　　我接手挑这副担子最先要考虑的是加强原有的节目！不够要求水准者淘汰之，内容贫乏者充实之，技巧拙劣者纠正之，人员不足者补充之，把这些原有节目整顿得焕然一新，使观众拭目以待我们努力之後效。我们有了两个文艺团体广大人员供应的後援，当然有了充分信心来发展我们的新节目。今日追忆可及最不能忘怀者，应推戏剧节目的加强，除原有每星期六晚上的「周末广播剧」，动员两文艺团体参加编剧、导演、演出各种任务，使每周演出轰动一时，变成人人必听的节目外，更组某剧独立的特别节目，以飨观众。使我今日记忆犹新者，有道藩先生自编自导的「自误」与「密电码」两剧都是独立特播的连续剧，吸引了广大听众的赞美。「密电码」实际是先父孟朴公所译法国雨果钜制「项日乐」之翻版，把西装革履的西方人改扮而成长袍马褂的中国人，虽然所演的故事，所讲的对白完全一样，却能变更西方生活环境成纯粹的中国风味，这是需要很高的技能才能做得到的。广播演出时，道藩先生公开声明此剧非自创而是翻版的实情，开辟了介绍外国文艺的另一途径。动员文艺界参加广播节目，除戏剧外，我们又创组了「文艺座谈」节目，内容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的创作与欣赏，分约专家分组分期作个别与综合的研讨。我们又设「广播辩论」节目，择当前人人关心的时事为题，约请文艺及有关人士，对这问题正反歧见用辩论方式求正确的结论，颇受听众热烈的反应。对国父与蒋公的丰功伟业，我们专设「我们的国父」与「我们的总统」两节目，以平常坦白的语气缕述二圣的成就，经全国各电台热烈响应，变成全国各电台联播节目。对大陆，我们有上述之「自由中国之声」，这一个强力中波节目，影响所及不独大陆也波及国内与邻近国家，故「想一想」与「祖国在呼唤」两节目在国内亦生团结爱国的影响。但当四十一年秋大陆发动文艺整风运动时，台湾的文艺界透过中广节目发动对大陆文艺界特别运动，计分座谈会、专题演讲、指名喊话等不同方式。由道藩先生亲自主持，两文艺团体知名之土踊跃参加。为了培养文化界青年接棒人士，我们特设「青年讲座」节目，内容包括「读书指导」、「婚姻指导」、「青年修养」等项目，由王云五先生担任主讲。为了培养戏剧专业人才，我们特组「广播剧团」，由节目部主任为团长，除本公司播音员自由参加外，另考选国语及闽南语团员三十一人，担任广播剧之备员。节目部分在我任内之最後高潮当推在韩战停火後，为配合争取羁韩一万四千余反□义士回归祖国，「自由中国之声」在四十二年八月增辟对韩国济州岛战俘营反□义士特别节目。受了这个节目的影响，羁韩之反□义士在十月间即刺血上书蒋总统矢志反□到底，卒於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全体回归祖国怀抱，中广专组「一二三运动」节目，以庆此全国腾欢之第一次「自由日」。

　　中广节目，在道藩先生领导推动，罗学濂、邱楠协力执行，我们的努力成效，彪炳一时，可是我不准备在这里写中广广播史，讲它的业绩部分，到这里要言不繁，就此打住，要掉转笔头写些轻松有趣的回忆，特别是我与道藩先生共事时公私生活的回忆。道藩先生是一位襟怀开阔，仪态潇洒而热情磅礴的文化人，因此，公余之时，我们意气相投，多半时间还是搅在一起的。我想在这里把至今记忆犹新的我们两人一公一私两件共同生活提一提。先说，公余之後，我们还有经常热闹得轰动一时的公生活。那就是由道藩先生发起的每星期六晚八时起风雨无阻一定举行的「周末平剧清唱晚会」。以道藩先生的号召力，再加上「中广」专任对外联络的陈小潭独爱平剧，演员票友无一不识，因此这个平剧晚会，名伶名票每次必见多人，跟著喜欢平剧的社会人士也闻风来凑热闹，每次都挤得中广最大的播音室人满为患。我记忆能及当时参加清唱者，演员有金素琴、顾正秋、徐露等，票友有姚玉兰、赵培鑫、高华、蒋倬民、徐谦、徐炎之、张善芗、颖若馆主、周长华等。最後这两位是最受人瞩目的，因为表面上前者是歌者，後者是琴师，实际二人已成夫妇了。并且，颖若馆主三十多年前我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是上海钜绅盛杏荪的令嫒，赫赫有名的交际明星，现在竟肯下嫁给一位琴师；并没有什么理由，只因周长华是能配合程派唱腔抑扬顿挫的唯一名琴师，而这位盛小姐却是迷恋唱程腔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把偏爱艺术的狂热转化而成人际的热恋，真是文艺生活值得钦佩的一段佳话。因此，我在这平剧晚会中，最欣赏的永远是颖若馆主的独唱。最後我决定请她到「中广」来专做一个教唱平剧的节目。我初意，她要教唱，也只像一般教唱的人，唱一段，解释一番，就算教唱了。不料，颖若的教竟与众不同。她一开始不唱，只假装周长华是老师，跟著他哼全段里的一句，反反覆覆的哼，特别注意程腔独擅的抑扬顿挫小过门。一句哼熟了然後拉起胡琴来唱这一句。一句唱熟了然後再教第二句，照样哼了再唱。就这样，哼了再唱，一句句唱熟了，才从头到底拉著胡琴唱教练完成了的全段。这方式的教唱平剧，真能拉著听众著迷，也跟著哼，跟著唱，真也学会了好几出程派唱工戏，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提倡平剧培养听众最有效的方法。我能保证，今日如「中广」再如法炮制恢复这个节目，一定可以增加上万个平剧听众。再说中广的周末平剧晚会，这些演员票友的歌唱，不是凑热闹白唱的，他或她拿的麦克风後面都有录音机，因此是正式为公司储备节目配音，都有报酬的。可是，很多戏迷赶来参加，我记忆可及者例如徐柏园夫妇、林柏寿、叶公超、黄少谷、王叔铭、萧同兹、魏景蒙、叶明勋、陈纪滢、王蓝、胡庆育等都是这晚会的常客，其中尤其是胡庆育，自许为能唱的专家，经常抢过麦克风，唱他荒腔走板的「四郎探母」或「空城计」，使公司执事的同寅，想制止他又不敢，经常弄得啼笑皆非。当然，这种供人发笑的场面还增加了这晚会的喜剧气氛，使整个两年不断的这种热闹周末大会唱，变成我和道藩先生意气相投，迄今记忆犹新共享的公生活。

　　再讲我和道藩先生共享的私生活，不，我应该说，我参加道藩先生的私生活才对。因为，我承道藩先生的不弃，竟允许我做他和他的恋人蒋碧薇小姐所筑香巢的入幕之宾。道藩先生来台之初，本带著他的法国太太淑媛女士一同来的。台湾那时候动荡不安，淑媛女士怕，就带著女儿住到澳洲去，留著道藩先生在台过他的独居寂寞生活。刚巧这时他留法的腻友蒋碧薇也来台独居，於是两人凑合同居，可是在他们同居香巢的大门上分别挂上「张宅」与「蒋宅」两块牌，显明表示两人虽是同居可并不是一家人。凑巧得很，蒋碧薇女士，我并非初交，竟还是旧识。因为二十年前她还是徐悲鸿夫人，悲鸿时任中央大学教授，我任金陵女大教授，我们两人常相往还，使我当时在南京就认识了蒋女士。记得我向悲鸿索其墨宝，悲鸿立刻在他画室里当面挥毫画一幅马送给我，蒋女士还在边上压纸磨墨做助理工作。这幅画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可是蒋女士已不再是徐太太，此段经过，值得回忆作记。原来蒋碧薇、徐悲鸿和张道藩在满清末期时代都是法国留学生，并且都是那时大家高兴起哄，成立的所谓「天狗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熟朋友大家闹著玩的团体，彼此相约，以「狗」为「圣」，遇到说「狗」字必以「圣」字代之。例如「狗屁」不能说，必代之以「圣屁」。当然这是不足为训的青年顽皮游戏，可是也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参加作乐。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是老大，徐悲鸿是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是老四。孙佩苍受了狗头军师的荣衔，唯一女会员的蒋碧薇经一致推戴为压寨夫人。大家在—起过著无拘无束的生活。蒋碧薇既是唯一的女会员，虽不能使出她压寨的权威，却也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张道藩自必是追求中的一员，而徐悲鸿卒成为追求中的得锦标者。但，徐、蒋的结合，并没有使张道藩落了空，他也获得温柔贤淑的法国淑媛小姐的青睐而找到了终身的伴侣。回国初期，这两对夫妇都过著温馨愉快的生活，不料徐悲鸿在中大授艺术，爱上了跟他学画的一位女生，热恋之余，竟弃蒋而另结新欢。蒋碧薇受此打击，其生活之悲愤凄凉，自必罄竹难宣。今在大陆赤化，大家颠沛流离之际，道藩先生在台湾遇见她，安得不兴当年在巴黎怀旧之感触，而生惜玉怜香的绮情；更何况两人都是独处，那么租屋同居，自成了必然的趋势。我从旁暗测，道藩先生此举，怜的成份重於爱的成份，大门上「张」「蒋」两宅分别挂牌就表示了这番深意。同时道藩先生公余之时必带著一两位知心好友到他的这座香巢里享受著蒋女士一手烹调的好菜，杯酒言欢，每每直到深夜，我就是经常被邀者之一。我们坐下来谈，因为大家都是文艺的同好，连蒋女士在内，自然有抓不尽的话绪；有时候，张、蒋两位主人，拿出自己的写作与画册，供大家欣赏，引发不少赞美，可也有不客气的批评。我真想不到蒋女士这样外在与内在兼美的女才子，当时虽已超过了不惑之年，风韵犹如妙龄少女，怎会遭遇到这样惨酷的打击，我为她不平，因此同情道藩先生这一种超世俗观念的生活措拖。同时我还感到道藩先生经常约友到他的香巢长谈，制造热闹空气，也有他的苦衷。他要尽量减少他与蒋女土两人面对面单独相处的时间。人总是人，人的情感经常有理智无法控制的时间。两性恋情最难控制的是面对独处时，因此，道藩先生要尽量减少它，藉以避免巴黎当年的旧情变成新网捆住了他。大门口两宅分挂牌同时也暗示了这个意思。因此，当道藩先生受任为立法院院长，淑媛夫人带著女儿回到台湾时，道藩先生立刻另作安排处理蒋女士的生活，自己就投到淑媛夫人的怀抱，过著正正式式的家庭生活，使我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休止欣赏他私生活这一折充满浪漫气氛的抒情曲。我在结束本节前，还要作个解释，对我在这里提到张道藩总是先生先生叫个不停，要作一个说明。因为我向不以先生叫我的朋友，张道藩是我在朋友中叫先生的唯一一个人。理由，很简单：我爱他，可也同时敬他；爱他待朋友的诚挚开朗，敬他热情磅礴的执持正义。

第四节　值得回忆的两次个人秀

　　在「中广」以副总经理身份主管节目业务，我第三节与第四节所述的工作概况，不独要亲自设计、组织与指导，并且经常会自己下海，参加演出。约略估计，从我三十九年十一月就职日起，到四十三年三月我辞职日止，先後三年零四个月，我参加演出的节目，将近百次，多数演过就置之脑後，不复记忆，惟独有两项节目，自感相当成功，十分得意，迄今记忆犹新值得一记。

　　第一项值得一记的节目，是我自撰自播的时事评论节目，命名「谈天下事」，以一人撰播一个节目长达二十年之久，创世界纪录。三十九年九月中的有一天，我在「中广」办公室跟张董事长、董总经理无事闲聊时，偶然提起广播评论公司惯例文章由会写文章的人写，播音由会播音的人播是非常不合理的安排。因为由写文章的人自撰自播才能尽量发挥他写文章时的含意与感情，由别人代念，只是死读，不会发挥这种精神的。这节话，只是我的闲聊，并非公司的决策。可是张、董都说：「你有这看法，不妨由你自己先来试试。」於是，我才自告奋勇地在每星期六晚间七时排定半小时的时事评论节目以为测验。最初开播时，我在播音室里面对著麦克风，除了隔玻璃窗看得见而听不到导播小姐做手势叫我开播与停播之外，一个人发狂似的独白，正觉得十分无聊，测验了一个多月，正想承认失败，停止这个测验了。不料就在这想停不停的犹豫当头，听众的电话与信件渐渐多起来，朋友见面都证明是我的听众，最使我高兴的，在公共汽车中或百货商店等热闹场所也有人在讨论我的时事评论广播。我这才觉悟，我在发音室里并不是一人独处，而是有上万听众伴著我的。於是我才兴奋地徵得张、董的同意，确定每星期六晚七时排定我自撰自播的「谈天下事」时事评论节目。不料，这一开始，听众的热烈响应，使我虽脱离了中广的职务，仍不得不继续这个节目，一直到五十九年九月，整整二十年，我才自动播了告别辞，恋恋不舍地封闭了这道我与数以万计听众沟通的管道。我停播之後，听众要求续播的信如雪片般飞来，同样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政府方面，教育部和当时新成立的文化局联合开了一次盛大的酒会，邀请广播界，文化界与新闻教育界中外人士两三百人，共同庆祝我个人维持评论广播达二十年创世界纪录之盛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亦因此颁给实践奖章。到了七十年，事隔三十余年，大家记忆犹新，在全国第三届文艺座谈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七十年的议程中列了因此赠我一张崇扬状；到了次年七十一年九一记者节，行政院新闻局举行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邀我以贵宾身份参加，不料，颁奖仪式进行中，突呼我名，称将因我在三十年前有此贡献，颁给我一个特别奖。最後到了七十四年中国新闻学会也因此聘我为荣誉顾问。这一连串的党政与同业，为此成效，给我的奖饰，固足今我兴奋，但这些还只是一种认知的表现，而真正震撼我感激之忱的还是我面对的许多听众由衷的直接反感。有一次，我到台中玩，到食品店去买台中有名的太阳饼，因为买的数量多，叫老板打著包邮寄到我家中。老板包好了，要我写地址，我写好交给他，不料他突然笑逐颜开，惊呼道：「你就是谈天下事的曾虚白先生！」接著他表示全部太阳饼奉送，邮费也由他负责，以示他今日幸遇的高兴。这是我接触听众突出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发生在花莲飞机场。那时候我做中国狮子会全区的监督，照例要周访各分区狮子会。有一天坐飞机访问花莲分会，不料一个陌生人冲开狮子同仁欢迎我的阵线，很诚挚地握著我的手，上气接不来下气地喘著说：「我不是狮子会员，可是听见你来，我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当面来倾倒我的谢意。因为我十多年前在大陆，天天偷听你的『谈天下事』，十分感动，决心投奔自由，来到台湾，现在成家立业，生活得十分愉快。你是我的恩人，现在找到机会当面说声谢谢你，真使我十分高兴。」这又是我面对听众的第二个突出的例子。以上两个例子，都是一个人，是「点」的例子。我要提的第三个例子是一群人，是「面」的例子。这一群人是我遇见的计程车司机，不料有好几个都是我当年「谈天下事」的听众。因为，这些计程车司机当年都是军人，据说，当年他们的长官规定星期六下午七时一定要听我的「谈天下事」广播节目以代政训课程。他们最初是强迫听的，後来听听上了瘾，不叫他们听还要自己抢著听。因为，他们平日看报，不论中外新闻都是浮光掠影，只知一些概略，听了我的广播再看报，什么都头头是道了；特别是乱糟糟的国际新闻，「谈天下事」真是经常坐在他们身边的一位老师。计程车司机这样，我闲暇无事，去公园散散步，或伴著老伴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走走，每每会遇到陌生人，挤到我身边向我致敬，表示是我的听众。这才使我感到我这二十年广播给我的知名度是提得怎样高；朋友说笑话，假定政府开放台省主席或台北市长民选的话，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当选的。我答道，只缺了我无此兴趣。

　　我谈天下事，抱著要达成两个目标：一是「无远不届」，二是「文盲爱听」。为了达成第一个「无远不届」的目标，广播方面把我的讲辞，做了录音片，参加对国内对国外所有的评论节目，前面说的那位受感而投奔自由的大陆听众，就是在「自由中国之声」节目中常听我「谈天下事」而感动的人。除了广播之外，我的「谈天下事」也经转载而在文学方面发生沟通的效果。每星期广播後，那时候销路最广由谢然之主持的新生报以全文转载，由张晓峰主持的「中国一周」新闻杂志，不因事隔数日也必每期全文转载。同时，我因为中央社社长的便利，中央社发给全世界华侨报纸的社稿中，亦附送「谈天下事」每周稿，几蒙全部美欧南洋华侨报纸采用。我撰「谈天下事」稿，不取分文稿费。在中广为副总经理，当然写稿不应取酬。此後离了中广，仍照前例，不取分文。其他报纸杂志，因是转载，我更不愿索酬。不得一文稿酬而意见沟通遍天下，我已十分满足了，也就达成了我「无远不届」的目的。再说第二个「文盲爱听」的目的。我希望我的时事意见能深入社会基层，把不识字的文盲也包括在内。希望他们不独听得懂，还要喜欢听，抢著听。因此，叙事要像写小说那样的委婉动人，评论要像说书者那样的语惊四座。我想那些退伍的计程车司机或者可以做我已经达成第二个文盲也爱听目标的证人了吧。或者有人要批评我花了二十年工夫写播这长达几近四百万字的长稿，得不到一文报酬，该算是天下一大傻瓜了吧。不错，在物质方面看我的确干了一件令人讥笑的大傻事，可是在精神方面，我一定结了数以万计的好夥伴，好朋友，受我感动而携手连心不约而同，走我们应走的路。这是何等不可以物质估量的收获，是我终身最大的一件快事。我在七十年初写过一首诗道：

　　语不惊人死不休，
　　功名如屣耻追求，
　　只缘国是蜩螗甚，
　　逞意挥毫挽浊流。

　　这首诗可以道破我撰播「谈天下事」为什么一定要达成文盲爱听与无远勿届这两个目标的理由了。

　　其次，我要讲一讲我怎么能够写这样篇篇有内容的讲稿达二十年之久。这是我的一个写作秘密，不应公开，但，现在事过境迁，不妨写出来做一个新闻史的借镜。我一向主张，人生是一张因缘结成的网，我能得「谈天下事」这样成功的「果」在国内国外都有不易同时得到我独能得之的「缘」促成的。对国内说，我做了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又兼第四组主任，国内政情的变化与政府决策的形成不独我有深入的了解，且有些我还是促成的主动者，因此言必有物且带正确前瞻的判断。这是写新闻评论不易得到的「缘」。就国外说，我做了中央通讯社社长，掌握全世界新闻的枢纽。中央社全世界通讯网电讯送来的新闻，发稿之後，还有很多不便公开的参讯，使我看了能得世局发展的全貌不计外；我又发现美国有一种剪报服务专业（Clipping Service），只要你出题目，它会把全世界所有英文报有关这个题目的记载，全部剪寄给你。我就选订了有关中国的一部分，它源源寄来的资料几如山积，我把它分类储备，真是取之不尽的国际情况的一个宝库。藉此作国际评论，必可得未经人道而充实又正确的好文章。这又是一个不易得到的「缘」。可是最後而最重要的「缘」，还要靠我科学方法储备资料的治事技巧与锲而不舍彻始彻终的执业精神。

　　我每次广播写稿都妥慎保留，致停播之後翻阅旧稿深感篇与篇间脉络贯通，撰稿时之新闻都成了历史陈迹，追溯二十年风云变幻，感慨无穷，油然而生敝帚自珍之意。後经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之慨允，把这些旧稿编印成书。编辑方针，先择有关国际部分者，一百八十余万言，分成两集付印，其余一百万余言涉及国内与□情者，另俟机缘，续编问世。这部分付印问世的「谈天下事」撰播动机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泛论世事，自不免有限据国家利害立场选择题材的主观作用。二十年中，与我国家利害有密切关系的国际事件，应推韩战与越战，我的评述亦以此两大事件为轴心而泛论世界大事，故分成韩战与越战两个年代分编两集。韩战年代集以三十九年麦克阿瑟将军就职韩战联军统帅时起，到五十年甘乃迪与赫鲁雪夫会谈时止。十年积稿连同总论共得二百八十九篇，为第一集。五十年起，越战渐见高潮，迄五十九年尼克森继詹森努力结束越战，自成一个段落，爰即以越战为轴心之十年世局评述编成《越战年代集》。前後两集，皆按世局发展情况分章，非常巧合的都可以「冷战高潮」、「冷战低潮」与「冷战回潮」为其章目。我不称这两次战争谓真战争，而皆以冷战为章目，意示美国政府打这两次战争，畏首畏尾，没有打成堂堂正正挞伐侵略的正式战争，贻误戎机，重损国威，颇有孔老夫子作春秋一字褒贬之作风。书端由王云五及王雪艇（世杰）两位先进作序介。云五先生的序中说：

　　「余维著史固难，著现代史尤难，著现代史而迄於最近之时日者，乞不多见。虚白以其新闻学者之训练，历史学者之鉴衡，继续努力，於最近二十年，亦可谓最多事之时代，环绕世事两大轴心，成此极富参考价值之钜制，余本其为学术界与读书界服务之职责，岂可当前错过，因即一口应允效劳。」

　　雪艇先生在序文中说：

　　「评论国际时事的人，往往缺乏两个观人论事的基本傺件。所谓基本条件，第一是头脑冷静，不使一时一事的形势，或一人一地的情感，影响评者读者的正确观察。曾虚白先生是一个头脑极其冷静的人。余每与谈论，觉彼从事工作，与普通新闻记者不甚类似，而类研究室中的一个工作者。所谓另一基本条件，便是长期不断的观察。国际情事，头绪纷繁，千变万化，倘不能长期不断的注意研讨，则了解不能充分，判断易流於偏浅错误。本书作者对国际政治兴趣甚浓厚，而在国际宣传处与中央通讯社，主持国际新闻工作历三十年未尝间断，其所接触之国内外专家亦甚多。读者若能专心研究此书，并以之为专室中永久参考文献，得益必当不浅。」

　　深幸拙作能得二公赞扬推荐，或者可成不朽之作。最後我还要说一句，我以记者身分庆幸自己单独幸得这作品成书的机会。传播事业的评论家，过去影响浩大者如于右任、张季鸾、陈布雷等的评论著作，虽皆能众口皆碑发生不可一世的说服力量，然皆说过写过後就置之脑後，从没有编印成书之机会；曾虚白何人，何以能单独以一个新闻记者把他的作品厚厚两大本付印而得广大的读者。这不是又证明我的因缘论可以解释一切问题的玄机了吗，一笑！至广播所余有关国内及大陆部分一百余万言，拟在此自传杀青之後，再予整理出版，拟命名《谈天下事後篇》。希望我体力仍能支持，达成这个心愿。

第二十章　改造党务作业前编

　　第一节　汰旧创新建树新基

　　在没有叙述我参加中国国民党改造作业之前，先要作一次解释，说明我做中央改造委员之前已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做中央改造委员两年半期中，我仍兼任此职，不独辞不掉，还有升任总经理之议，经我坚拒；同时，我受命任中央改造委员後两个月，又奉命兼任中央通讯社长，直至中央改造委员会改组为中央常务委员会，我始终兼任此职；最後，我任中央改造委员时奉命兼任主管中央宣传业务之第四组主任（即以前之宣传部长今日之文工会主任）。换言之，我任中央改造委员时是同时兼任四个单位的主持人，因此叙述方法，只能放弃时间顺序而采用每个单位个别专叙的写法。前章已专叙中广，本章将专叙改造委员，时间之综错先後只能让读者意会得之了。

　　我们从头检讨。民国三十八年是国运最危急的关头。政府元首代总统李宗仁，以出国就医为由，逃到了美国，蒋公不得不以其执政党总裁的身分，挺身出来，作支撑危局的领导。於是在三十八年八月执政党通过成立总裁所提「本党改造案」，三十九年七月通过总裁交议派陈诚、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守谦、唐纵、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崔书琴、谷凤翔、蒋经国、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十六人为本党改造委员，由张其昀兼任秘书长，我则兼任第四组主任。在政府首长逃避国外，全体军政事务空悬无主之危局中，蒋公无奈，不得不接受党中央之建议与立法院决议之请求，恢复其总统职位来主持国政，而中央改造委员在此时不啻为其施政之智囊团了。

　　中央改造委员会自三十九年七月受命八月成立之後，迄四十一年十月七全大会改组为中央常会，先後短短两年半作业的效果，给四十年後今日的台湾进步与繁荣打定了坚硕的基础。我手边刚巧有一本台湾经济建设第一期四年计画的检讨书。所谓第一期经济计画是从民国四十二年起到四十四年底，三年的经济计画，换言之，是紧接著四十一年改造结束後的经济建设，也就是表示了两年半改造给台湾打定了怎样经济建设的基础。根据这份检讨书的分析，在第一期经济建设三年期间固定资本的形成，政府占有百分之四十二，私人占有百分之三十六，美援占百分之二十二。这三项中间，美援方面虽然只是贷款性质，须要公私受援单位分年偿还，然而仍旧发生了加速促成我们建设投资的效用；政府方面，在整军经武需要庞大国防支出之余，仍旧挑起经济建设最主要的负担。这两项，的确是促成台湾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值得我们的重视。但我认为，第三项的私人投资，虽只占总数之百分之三十六，其重要性却超过了美援与政府的投资。因为，私人投资必须等待种种投资条件得投资者满意之後始得积累起来，而三年之间，竟能在投资总额中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这足见一般老百姓已经发生对经济建设投资的兴趣。一个国家要谈经济建设，既不应该求援助於外力，也不应该由政府单独负担起全部责任来。整个国家向富强的大道上迈进时，是一个全体国民共同参加的事业，因此它的经济建设必然是全体国民共同负担的任务。如何使全体国民认识担任这任务的重要，发生担任这任务的兴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一定要把一切经济建设工作挑在自己的肩膀上，可是政府却应该妥贴安排，使每一份经济建设工作，都有人肯自告奋勇挑起来，努力干到底。那么我们到台之後，政府第一期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我们改造委员，在事前二年半给它打定的基础。

　　我们再回头检讨，在三十八年秋天，共□几乎已经占据了整个大陆，李宗仁代总统逃到香港，又转逃美国，到了年底，政府弃守大陆，撤退来台。这是中国人最痛苦的一个关口，许多人面临生离死别的抉择。同时美国充满著牺牲我政府，以求达成其取媚共□的勾搭，显光兄在他的自传里说过：「当时美国的国务院，一再公开表示，再要援助台湾将使得美国踏在这个泥淖里，愈陷愈深，会把美国卷进世界大战的漩涡里的。」果然美援在三十八年就停止支付，到三十九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强辩中国大陆之赤化是国民政府贪污无能的结果，与美国无关。我国的政经情势，因此更为飘摇，国际各大公司都不愿与我国做生意，台湾银行外汇存底完全枯竭，不久开始负债，台银开出的信用状，国外银行拒绝接受，财政部不得不将中央银行从大陆抢运出来的黄金，重新熔铸分成小块，卖给银楼，换取现金来应付政府开支，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国事颠危之际，蒋公断然以为这只是我革命成功发展途中的一个挫折，问题只在我们执政党领导无方。然错误是成功的刺激，只须我们痛自检讨，成功可以从失败中锻练出来。因此他在重任总统职务之後，立即选拔优秀干部从事党的改造。他在本党改造委员会成立时，发表告全国同志书，表示大陆赤化，应由他个人负责。说道：「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有负职守，实不能辞其责任，更无言语可形容我衷心的沉痛。」

　　然後他检讨本党革命的发展是挫折的积累，因此他继续说道：「同志们，本党民三和民十三两度改造，都是在革命失败之後艰难痛苦耻辱重重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革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练。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革命失败之後，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之後，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他意在言外的告诫我们，他选择我们做改造委员无名可得，无利可求，要我们跟随著他，置生死於度外，重振党的领导力，以救国家之垂危颠覆。他经常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改造只有往前冲，没有後退的余地，後退只能跳海！这也是我们经过他几次的恳谈深受感动所建立的共识。

　　自从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後，我们每星期三开会一次，积极进行从白地建设新党的工作。当然最初著手在组织之规划与建立，从选拔忠贞干部，组织中央各处、组、会，发展而至省、县、邻、里各级党部之成立。组织重心强调基层小组之划编与改组，继而举办党员重归队之措施，以达成汰旧更新之过滤作用。我们不断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一方面要痛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消除派系观念与地域成见，另一方面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推行民主，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拖。一切要从台湾做起，不只是保卫台湾，我们要建设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并为重建大陆的模范。最重要的要使全体人民了解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因此我们改造委员要以党员的身分来领导政治的改革。在教育方面，要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知识水准。在经济方面，要实施土地改革，使台湾农业社会之形态转变而成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实施县市长与民意代表之普选，为施行民主政治的起步。当然改造时期虽只有两年半，可是它的成就千头万绪，不是短短篇幅可以讲得完的，我只能集中叙述我亲身经验、记忆犹新的三项。第一项有关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广泛沟通。第二项有关经济的，土地改革的配合宣传。第三项有关政治的，县市长选举的民主辅导。我将在下面分节述其经过。

　　第二节　重检主义研讨新诠

　　我做中央改造委员是兼任第四组主任的；换言之，蒋公选我做改造委员是要我一肩挑起宣传任务，把党的改造达成建国大业的动机、运作与成效，畅予沟通，形成不独台湾本土人，也包括大陆来台人，大家一起的共识，进而促成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革命行动。因此，我确认努力推动宣传业务是我做改造委员最主要的任务，宣传业务最重要的部分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体作政府与民众意见之沟通。深幸蒋公了解宣传的重要，每星期一在总统府召集一次宣传会报。我以党部四组主任身份任这会报的秘书。每次开会无议程，只由我这秘书就本星期中有关我国利害之重要国内外事件作一综合报导，蒋公主席即凭此徵询出席者之意见，最後作一综合结论，作本星期之宣传指示。出席者，除党国元老张群、王世杰、黄少谷等以及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行政院院长陈诚，与由我兼任之中央社社长，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与新生报社长谢然之为固定出席者外，其他党政首长则视当日议题有关者由我拟请蒋公核定临时邀请。无形之中，这个星期一的宣传会报给星期三的改造委员会做了一份筹拟议程的幕僚作业。所以我作这会报的综合报告是非常慎重的，除利用中央通讯社海内外通讯网收集每周中外重要资讯外，更动员党政中央地方几层级主要执业同仁提供原始资料建立一个取之不尽的资讯库，使我每周宣传会报之报告，深得蒋公之倚重而成他决定宣传指示也几乎是制定国策的依据。同时，党政两大报中央日报与新生报社长马星野与谢然之亦皆参加此会报，且为数年来连心携手的宣传老伙伴，故我在新闻方面的宣传运作可说是得心应手，得到了改造所需预期的效果。

　　但，宣传主要的目标是要透过沟通而得广大民众建国的共识。这共识的形成，传播媒介只是硬体的管道，必充实以软体的思想，才能得到实需的功效。在这改造时期，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宣扬三民主义以达成全国民众团结一致以完成重建坚强政经体制达成统一中国的神圣使命。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思想纲领，其原则是长青真理，不能动摇，但其实施指向与方法，必配合时代的需求而作弹性的运用。我们受国际逆流之冲击，退处台湾，造成崇洋、媚外之自卑心理，因此，我深思熟虑之後，决定此时此地，配合时代需求，我们亟需予三民主义以时代新诠，藉以振奋人心，重建我们中国人自我期许的信心。

　　我对三民主义的新诠，简单扼要说：三民主义的民权论纠正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缺点，是全人类最理想最纯洁的民主构想。比诸西方民主之为既得利益者无意为民造福只知争夺政权避免暴力之分赃制度，与其所用之多数取决制重量不重质之多数独裁手腕，三民主义之民主构想纯洁，实有天壤之别。只要全国上下对三民主义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反共建国必可得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因此我坚决主张新闻应有专设的党部。这问题在改造委员会提出时，遭遇好几位委员的反对。他们以为新闻设党部是国民党要控制民意的显明表示，违背我们支持言论自由的改造目的。我就拿我这三民主义的时代新诠，详加说明，一番激烈辩论之後，卒经总裁最後裁定，新闻应设党部。得此党中央决定後，我即著手新闻党部之建设，从由改造委员会主持组织的第一组领导建立新闻党部之中央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起，进而建立各县市之新闻分党部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之成立，我必亲自到场，详细说明本党创立新闻党部以宣扬三民主义配合时代之新诠，建立改造最需要之思想基础，期待同志们大家能正确把握此新诠之内容，裨透过本党组织的活动，建立全民的共识。

　　我要大家体认三民主义配合时代要求的新认识，试在这里作扼要的说明。三民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政体，但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绝对不能采取一任百姓自由处理的开放政策，而要实施社会菁英有计画、有步骤的疏导政策。疏导虽仍有背自由原则，实际它却是针对人性病态，补救民主缺陷，保障全民利益的治政方针。这是三民主义的民主观念超越西方民主认识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国父遗训。

　　国父的民主观念是以他创新发现的人性观点做基础的。国父的人性观纠正了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人性认识的偏差，指出人有理性，推动人类进化的潜力是互助，不再像禽兽那样只靠斗争。但这个人类进化的大原则与进化过程中现实的呈露仍有偏差，不少斗争的现象仍在人类进化史中不断发生。国父对这畸形的呈露也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他说，人类是禽兽的遗传，因此在他未发展到纯人性的最高阶段时，仍不免掺杂著兽类自私自利的劣根性，找机会发展他斗争的旧姿态。

　　这个人性现状的赤裸暴露，使国父更进一步发现了人类禀赋因人性兽性成份的参差，而有先知先觉、後知後觉与不知不觉三个等级的划分。

　　我们发现早在本世纪初叶，西方研究民意的权威「幸福杂志民意研究中心」主持人爱莫·罗伯（Eimo Roper）到了一九五四年才以准确的调查统计科学方法发现美国人民的思想能力有「大思想家」、「高信徒」、「高级传播者」、「次级传播者」、「政治活动者」、「政治麻木者」六个阶层的差距。这不就是国父在半世纪前早就发现的人类三等级的另一方式的说法吗？换言之，作我三民主义民主观念基础的人性观已为近代民意学者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确证其立论之正确。

　　最使我们钦佩国父睿智超人的是罗伯把美国人民这六大类人数统计研究的结果，发现最高「大思想家」人数只有十余人，顺序数下去，越到下层人数越多，到了第六类的底层「政治麻木者」几乎包括全部美国老百姓数以千万计，正符合了国父先知先觉与不知不觉间人数金字塔型的象徵。人民的智识架构发现了这样的畸形，使西方高谈民主者开始警惕起来。作为政治基盘的人民都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麻木群众，到了一有事，非他们关心不可的时候，就会经常受人利用而削减了民意的权威作用。

　　西方高谈民主者有了这份警惕，才注意研究如然何使民意发生正确的功能的民意学。可是，这些专家们从瓦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次，写了汗牛充栋的研究专籍，几十年来仍找不到怎样解开这个民主死结的有效方案。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国父早在半世纪前已准备好解开这个死结的妥贴方案了。

　　这方案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民主观。国父把人类知识禀赋分成三大类，在政治活动时每一类都给它规定了它应该负责完成的任务，先知先觉者是发明家，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发明」；後知後觉者是宣传家，他们的任务是「仿效推进」；不知不觉者是实行家，他们的任务是「竭力乐成」。就字面作初步了解，这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很显明是少数知识分子领导著广大无知群众为所欲为的极权控制政治架构，似无任何民主气氛可言。实际不然。国父把这一系列的民主潜力完全栽根在「竭力乐成」四个字上。简单说来，不知不觉者虽然什么都不懂，可是先知先觉者有什么主张，想要发生政治作用，非但要使不知不觉者彻头彻尾的懂，并且还要他们懂了之後推心置腹跟著领导诚心诚意的干。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赫勃特·克尔孟（Herbert Kelman）研究群众政治归向有三种动机。第一种人，因为要得领导者的好感而受其影响，他名之为「顺从」；第二种人，因为要跟一个要人或政党维持关系而受其影响，他名之为「顺同」。「顺从」与「顺同」的人，都不是最能发生政治作用的群众。最能发生政治作用的群众，一定要个个都是「内向化」（internalized）了的人。换言之，一定要使领导者的行为动机密切适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他才会心悦诚服跟著领导走。这才是真正民主政制实施有效的真群众。三民主义要使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先知先觉之领导广大不知不觉的群众，绝不以不正当的压力强迫他们的「顺从」，也绝不以个人与团体的声威来引诱他们的「顺同」，而是运用理智说服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跟他打成一片，努力完成共同负责的任务。假定他无法说服不知不觉者，他们不肯跟著他走，就证明他没有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先知先觉的资格。这套理论岂不是一举而把人性的病态与民主之缺陷同时解除弥补掉了吗？

　　配合著这种民主观念，大众传播事业在这人际政治关系中就占了沟通思想举足轻重的管道地位了。先知先觉者要说服不知不觉者需要这条管道，不知不觉者要质问先知先觉者也需要这条管道，更应特别注意的，另有野心家想伪装先知先觉者来争取不知不觉的群众，更处心积虑要霸占这条管道。因此，三民主义要做这条管道的警卫，确保其只为先知先觉者与不知不觉者的对流服务，不能给任何外力所侵占。

　　识者或者要说，国父视新闻记者为社会导师，其任务非只沟通，应为领导。我承认国父的确这样说过，这是他老人家鼓励记者，悬此为记者努力的鹄的，是他老人家对记者的期待，至於能否做成社会导师，还得靠每一位记者自己各人的努力。

　　我再进一步推论，国父以社会导师期待新闻记者实际是他老人家自己经验之谈。我们试想国父当年创导革命，响应者寥若晨星，其最後之所以能风发云涌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者，只靠他创办《民报》运用其椽笔鼓吹才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国父在这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他自己先知先觉的「创造发明」，要靠後知後觉的《民报》同人「仿效推进」，才由广大革命同志「竭力乐成」的响应而形成了排山倒海的革命形势。在《民报》活动中，国父是以先知先觉创造者的身分同时也参加後知後觉宣传的工作。因此，他就把这两种身分揉为一体，而把社会导师的荣衔加到新闻记者身上来了。中国新闻记者应深自检讨，接受这荣衔应偿付多少努力的代价！同时，中国新闻记者更应深自惕励，不应以尽了管道之责而自满，更应步国父的後尘努力以做成一个社会导师为敬业之圭臬。

　　以上是我在本党改造期间，配合时代崇洋、媚外心理病态所作三民主义的新论。我相信，我创建新闻党部的硬体管道，通过党的组织力量把这套软体的思想内容，动员基层小组，在里民大会中作广泛的演讲座谈，期建全国民众的共识，必有助於新党促成新中国改造的目的。

第二十章　改造党务作业前编

　　第一节　汰旧创新建树新基

　　在没有叙述我参加中国国民党改造作业之前，先要作一次解释，说明我做中央改造委员之前已担任了中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做中央改造委员两年半期中，我仍兼任此职，不独辞不掉，还有升任总经理之议，经我坚拒；同时，我受命任中央改造委员後两个月，又奉命兼任中央通讯社长，直至中央改造委员会改组为中央常务委员会，我始终兼任此职；最後，我任中央改造委员时奉命兼任主管中央宣传业务之第四组主任（即以前之宣传部长今日之文工会主任）。换言之，我任中央改造委员时是同时兼任四个单位的主持人，因此叙述方法，只能放弃时间顺序而采用每个单位个别专叙的写法。前章已专叙中广，本章将专叙改造委员，时间之综错先後只能让读者意会得之了。

　　我们从头检讨。民国三十八年是国运最危急的关头。政府元首代总统李宗仁，以出国就医为由，逃到了美国，蒋公不得不以其执政党总裁的身分，挺身出来，作支撑危局的领导。於是在三十八年八月执政党通过成立总裁所提「本党改造案」，三十九年七月通过总裁交议派陈诚、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守谦、唐纵、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崔书琴、谷凤翔、蒋经国、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十六人为本党改造委员，由张其昀兼任秘书长，我则兼任第四组主任。在政府首长逃避国外，全体军政事务空悬无主之危局中，蒋公无奈，不得不接受党中央之建议与立法院决议之请求，恢复其总统职位来主持国政，而中央改造委员在此时不啻为其施政之智囊团了。

　　中央改造委员会自三十九年七月受命八月成立之後，迄四十一年十月七全大会改组为中央常会，先後短短两年半作业的效果，给四十年後今日的台湾进步与繁荣打定了坚硕的基础。我手边刚巧有一本台湾经济建设第一期四年计画的检讨书。所谓第一期经济计画是从民国四十二年起到四十四年底，三年的经济计画，换言之，是紧接著四十一年改造结束後的经济建设，也就是表示了两年半改造给台湾打定了怎样经济建设的基础。根据这份检讨书的分析，在第一期经济建设三年期间固定资本的形成，政府占有百分之四十二，私人占有百分之三十六，美援占百分之二十二。这三项中间，美援方面虽然只是贷款性质，须要公私受援单位分年偿还，然而仍旧发生了加速促成我们建设投资的效用；政府方面，在整军经武需要庞大国防支出之余，仍旧挑起经济建设最主要的负担。这两项，的确是促成台湾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值得我们的重视。但我认为，第三项的私人投资，虽只占总数之百分之三十六，其重要性却超过了美援与政府的投资。因为，私人投资必须等待种种投资条件得投资者满意之後始得积累起来，而三年之间，竟能在投资总额中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这足见一般老百姓已经发生对经济建设投资的兴趣。一个国家要谈经济建设，既不应该求援助於外力，也不应该由政府单独负担起全部责任来。整个国家向富强的大道上迈进时，是一个全体国民共同参加的事业，因此它的经济建设必然是全体国民共同负担的任务。如何使全体国民认识担任这任务的重要，发生担任这任务的兴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一定要把一切经济建设工作挑在自己的肩膀上，可是政府却应该妥贴安排，使每一份经济建设工作，都有人肯自告奋勇挑起来，努力干到底。那么我们到台之後，政府第一期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我们改造委员，在事前二年半给它打定的基础。

　　我们再回头检讨，在三十八年秋天，共□几乎已经占据了整个大陆，李宗仁代总统逃到香港，又转逃美国，到了年底，政府弃守大陆，撤退来台。这是中国人最痛苦的一个关口，许多人面临生离死别的抉择。同时美国充满著牺牲我政府，以求达成其取媚共□的勾搭，显光兄在他的自传里说过：「当时美国的国务院，一再公开表示，再要援助台湾将使得美国踏在这个泥淖里，愈陷愈深，会把美国卷进世界大战的漩涡里的。」果然美援在三十八年就停止支付，到三十九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强辩中国大陆之赤化是国民政府贪污无能的结果，与美国无关。我国的政经情势，因此更为飘摇，国际各大公司都不愿与我国做生意，台湾银行外汇存底完全枯竭，不久开始负债，台银开出的信用状，国外银行拒绝接受，财政部不得不将中央银行从大陆抢运出来的黄金，重新熔铸分成小块，卖给银楼，换取现金来应付政府开支，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国事颠危之际，蒋公断然以为这只是我革命成功发展途中的一个挫折，问题只在我们执政党领导无方。然错误是成功的刺激，只须我们痛自检讨，成功可以从失败中锻练出来。因此他在重任总统职务之後，立即选拔优秀干部从事党的改造。他在本党改造委员会成立时，发表告全国同志书，表示大陆赤化，应由他个人负责。说道：「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有负职守，实不能辞其责任，更无言语可形容我衷心的沉痛。」

　　然後他检讨本党革命的发展是挫折的积累，因此他继续说道：「同志们，本党民三和民十三两度改造，都是在革命失败之後艰难痛苦耻辱重重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革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练。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革命失败之後，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之後，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他意在言外的告诫我们，他选择我们做改造委员无名可得，无利可求，要我们跟随著他，置生死於度外，重振党的领导力，以救国家之垂危颠覆。他经常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改造只有往前冲，没有後退的余地，後退只能跳海！这也是我们经过他几次的恳谈深受感动所建立的共识。

　　自从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後，我们每星期三开会一次，积极进行从白地建设新党的工作。当然最初著手在组织之规划与建立，从选拔忠贞干部，组织中央各处、组、会，发展而至省、县、邻、里各级党部之成立。组织重心强调基层小组之划编与改组，继而举办党员重归队之措施，以达成汰旧更新之过滤作用。我们不断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一方面要痛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消除派系观念与地域成见，另一方面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推行民主，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拖。一切要从台湾做起，不只是保卫台湾，我们要建设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并为重建大陆的模范。最重要的要使全体人民了解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因此我们改造委员要以党员的身分来领导政治的改革。在教育方面，要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知识水准。在经济方面，要实施土地改革，使台湾农业社会之形态转变而成工业社会。在政治方面，实施县市长与民意代表之普选，为施行民主政治的起步。当然改造时期虽只有两年半，可是它的成就千头万绪，不是短短篇幅可以讲得完的，我只能集中叙述我亲身经验、记忆犹新的三项。第一项有关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广泛沟通。第二项有关经济的，土地改革的配合宣传。第三项有关政治的，县市长选举的民主辅导。我将在下面分节述其经过。

　　第二节　重检主义研讨新诠

　　我做中央改造委员是兼任第四组主任的；换言之，蒋公选我做改造委员是要我一肩挑起宣传任务，把党的改造达成建国大业的动机、运作与成效，畅予沟通，形成不独台湾本土人，也包括大陆来台人，大家一起的共识，进而促成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革命行动。因此，我确认努力推动宣传业务是我做改造委员最主要的任务，宣传业务最重要的部分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体作政府与民众意见之沟通。深幸蒋公了解宣传的重要，每星期一在总统府召集一次宣传会报。我以党部四组主任身份任这会报的秘书。每次开会无议程，只由我这秘书就本星期中有关我国利害之重要国内外事件作一综合报导，蒋公主席即凭此徵询出席者之意见，最後作一综合结论，作本星期之宣传指示。出席者，除党国元老张群、王世杰、黄少谷等以及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行政院院长陈诚，与由我兼任之中央社社长，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与新生报社长谢然之为固定出席者外，其他党政首长则视当日议题有关者由我拟请蒋公核定临时邀请。无形之中，这个星期一的宣传会报给星期三的改造委员会做了一份筹拟议程的幕僚作业。所以我作这会报的综合报告是非常慎重的，除利用中央通讯社海内外通讯网收集每周中外重要资讯外，更动员党政中央地方几层级主要执业同仁提供原始资料建立一个取之不尽的资讯库，使我每周宣传会报之报告，深得蒋公之倚重而成他决定宣传指示也几乎是制定国策的依据。同时，党政两大报中央日报与新生报社长马星野与谢然之亦皆参加此会报，且为数年来连心携手的宣传老伙伴，故我在新闻方面的宣传运作可说是得心应手，得到了改造所需预期的效果。

　　但，宣传主要的目标是要透过沟通而得广大民众建国的共识。这共识的形成，传播媒介只是硬体的管道，必充实以软体的思想，才能得到实需的功效。在这改造时期，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宣扬三民主义以达成全国民众团结一致以完成重建坚强政经体制达成统一中国的神圣使命。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思想纲领，其原则是长青真理，不能动摇，但其实施指向与方法，必配合时代的需求而作弹性的运用。我们受国际逆流之冲击，退处台湾，造成崇洋、媚外之自卑心理，因此，我深思熟虑之後，决定此时此地，配合时代需求，我们亟需予三民主义以时代新诠，藉以振奋人心，重建我们中国人自我期许的信心。

　　我对三民主义的新诠，简单扼要说：三民主义的民权论纠正了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缺点，是全人类最理想最纯洁的民主构想。比诸西方民主之为既得利益者无意为民造福只知争夺政权避免暴力之分赃制度，与其所用之多数取决制重量不重质之多数独裁手腕，三民主义之民主构想纯洁，实有天壤之别。只要全国上下对三民主义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反共建国必可得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因此我坚决主张新闻应有专设的党部。这问题在改造委员会提出时，遭遇好几位委员的反对。他们以为新闻设党部是国民党要控制民意的显明表示，违背我们支持言论自由的改造目的。我就拿我这三民主义的时代新诠，详加说明，一番激烈辩论之後，卒经总裁最後裁定，新闻应设党部。得此党中央决定後，我即著手新闻党部之建设，从由改造委员会主持组织的第一组领导建立新闻党部之中央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起，进而建立各县市之新闻分党部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之成立，我必亲自到场，详细说明本党创立新闻党部以宣扬三民主义配合时代之新诠，建立改造最需要之思想基础，期待同志们大家能正确把握此新诠之内容，裨透过本党组织的活动，建立全民的共识。

　　我要大家体认三民主义配合时代要求的新认识，试在这里作扼要的说明。三民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政体，但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绝对不能采取一任百姓自由处理的开放政策，而要实施社会菁英有计画、有步骤的疏导政策。疏导虽仍有背自由原则，实际它却是针对人性病态，补救民主缺陷，保障全民利益的治政方针。这是三民主义的民主观念超越西方民主认识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国父遗训。

　　国父的民主观念是以他创新发现的人性观点做基础的。国父的人性观纠正了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人性认识的偏差，指出人有理性，推动人类进化的潜力是互助，不再像禽兽那样只靠斗争。但这个人类进化的大原则与进化过程中现实的呈露仍有偏差，不少斗争的现象仍在人类进化史中不断发生。国父对这畸形的呈露也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他说，人类是禽兽的遗传，因此在他未发展到纯人性的最高阶段时，仍不免掺杂著兽类自私自利的劣根性，找机会发展他斗争的旧姿态。

　　这个人性现状的赤裸暴露，使国父更进一步发现了人类禀赋因人性兽性成份的参差，而有先知先觉、後知後觉与不知不觉三个等级的划分。

　　我们发现早在本世纪初叶，西方研究民意的权威「幸福杂志民意研究中心」主持人爱莫·罗伯（Eimo Roper）到了一九五四年才以准确的调查统计科学方法发现美国人民的思想能力有「大思想家」、「高信徒」、「高级传播者」、「次级传播者」、「政治活动者」、「政治麻木者」六个阶层的差距。这不就是国父在半世纪前早就发现的人类三等级的另一方式的说法吗？换言之，作我三民主义民主观念基础的人性观已为近代民意学者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确证其立论之正确。

　　最使我们钦佩国父睿智超人的是罗伯把美国人民这六大类人数统计研究的结果，发现最高「大思想家」人数只有十余人，顺序数下去，越到下层人数越多，到了第六类的底层「政治麻木者」几乎包括全部美国老百姓数以千万计，正符合了国父先知先觉与不知不觉间人数金字塔型的象徵。人民的智识架构发现了这样的畸形，使西方高谈民主者开始警惕起来。作为政治基盘的人民都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麻木群众，到了一有事，非他们关心不可的时候，就会经常受人利用而削减了民意的权威作用。

　　西方高谈民主者有了这份警惕，才注意研究如然何使民意发生正确的功能的民意学。可是，这些专家们从瓦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次，写了汗牛充栋的研究专籍，几十年来仍找不到怎样解开这个民主死结的有效方案。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国父早在半世纪前已准备好解开这个死结的妥贴方案了。

　　这方案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民主观。国父把人类知识禀赋分成三大类，在政治活动时每一类都给它规定了它应该负责完成的任务，先知先觉者是发明家，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发明」；後知後觉者是宣传家，他们的任务是「仿效推进」；不知不觉者是实行家，他们的任务是「竭力乐成」。就字面作初步了解，这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很显明是少数知识分子领导著广大无知群众为所欲为的极权控制政治架构，似无任何民主气氛可言。实际不然。国父把这一系列的民主潜力完全栽根在「竭力乐成」四个字上。简单说来，不知不觉者虽然什么都不懂，可是先知先觉者有什么主张，想要发生政治作用，非但要使不知不觉者彻头彻尾的懂，并且还要他们懂了之後推心置腹跟著领导诚心诚意的干。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赫勃特·克尔孟（Herbert Kelman）研究群众政治归向有三种动机。第一种人，因为要得领导者的好感而受其影响，他名之为「顺从」；第二种人，因为要跟一个要人或政党维持关系而受其影响，他名之为「顺同」。「顺从」与「顺同」的人，都不是最能发生政治作用的群众。最能发生政治作用的群众，一定要个个都是「内向化」（internalized）了的人。换言之，一定要使领导者的行为动机密切适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他才会心悦诚服跟著领导走。这才是真正民主政制实施有效的真群众。三民主义要使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先知先觉之领导广大不知不觉的群众，绝不以不正当的压力强迫他们的「顺从」，也绝不以个人与团体的声威来引诱他们的「顺同」，而是运用理智说服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跟他打成一片，努力完成共同负责的任务。假定他无法说服不知不觉者，他们不肯跟著他走，就证明他没有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先知先觉的资格。这套理论岂不是一举而把人性的病态与民主之缺陷同时解除弥补掉了吗？

　　配合著这种民主观念，大众传播事业在这人际政治关系中就占了沟通思想举足轻重的管道地位了。先知先觉者要说服不知不觉者需要这条管道，不知不觉者要质问先知先觉者也需要这条管道，更应特别注意的，另有野心家想伪装先知先觉者来争取不知不觉的群众，更处心积虑要霸占这条管道。因此，三民主义要做这条管道的警卫，确保其只为先知先觉者与不知不觉者的对流服务，不能给任何外力所侵占。

　　识者或者要说，国父视新闻记者为社会导师，其任务非只沟通，应为领导。我承认国父的确这样说过，这是他老人家鼓励记者，悬此为记者努力的鹄的，是他老人家对记者的期待，至於能否做成社会导师，还得靠每一位记者自己各人的努力。

　　我再进一步推论，国父以社会导师期待新闻记者实际是他老人家自己经验之谈。我们试想国父当年创导革命，响应者寥若晨星，其最後之所以能风发云涌成为一股时代潮流者，只靠他创办《民报》运用其椽笔鼓吹才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国父在这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他自己先知先觉的「创造发明」，要靠後知後觉的《民报》同人「仿效推进」，才由广大革命同志「竭力乐成」的响应而形成了排山倒海的革命形势。在《民报》活动中，国父是以先知先觉创造者的身分同时也参加後知後觉宣传的工作。因此，他就把这两种身分揉为一体，而把社会导师的荣衔加到新闻记者身上来了。中国新闻记者应深自检讨，接受这荣衔应偿付多少努力的代价！同时，中国新闻记者更应深自惕励，不应以尽了管道之责而自满，更应步国父的後尘努力以做成一个社会导师为敬业之圭臬。

　　以上是我在本党改造期间，配合时代崇洋、媚外心理病态所作三民主义的新论。我相信，我创建新闻党部的硬体管道，通过党的组织力量把这套软体的思想内容，动员基层小组，在里民大会中作广泛的演讲座谈，期建全国民众的共识，必有助於新党促成新中国改造的目的。

第三节　耕者有田地主有厂

　　我亲身经验记忆犹新的第二项本党改造业务是配合著陈辞修（诚）同志主导的土地改革作业，彻始彻终做他诚心诚意的啦啦队。辞公那时是台湾省主席又兼本党改造委员。我跟他在淞沪战争时就认识的。因为那时他是指挥司令之一，我办《大晚报》，自己跑前线，故跟他搭上了交情。他是我最钦佩的一位行政长官，因为我确认他睿智干练，有守有为，择善固执，忠贞负责，的确有大政治家的风范。现在我们退守唯一仅存的台湾小岛做重振的根据地，蒋公选他做台湾省主席的期待，不啻把这重振建国的重任要他帮著挑。我确信蒋公选对了人，他是政府中唯一可以担此重任的要员。我很高兴，跟他同做了中央改造委员，有机会跟他共商国是，了解他实施建国业务的内容，期待需要时，我能助一臂之力。真不料，巧极了，我这样期待他，他也同样地期待我。因为，他所主导的土地改革伟大方案，极需要一股大吹大擂颇有号召力的啦啦队。那时候，我以第四组主任兼中央通讯社社长，自己还有「谈天下事」广播又加文字宣传的一系列宣传网，正是他极需要的啦啦队。於是我们俩一拍即合，经常在改造委员会开会时，以交换字条方式，拟定合作办法。辞公办土革，事必躬亲，经常到四乡与地主、农民直接接触，了解与解决问题。这些都是中央社与我「谈天下事」不易得到的原始资讯，因此，他每次出巡必有我。我要去，他也异常欢迎我的参加。

　　中华民国政府经本党改造委员之辅导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方案，可以说为全世界经济发展史创造了空前的奇迹。三十九年土革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战後台湾，只剩一片断垣残壁，遍地荒芜，很多人正餐只能吃地瓜稀饭，经济已达崩溃边缘；可是十年之後的台湾富庶繁荣，已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四十年後今日的台湾已跻身世界开发国家之列，这辉煌成就都是那时改造委员打定的基础，而建这基础的主导力量，是土地改革的伟大贡献。土地改革的目标要「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其实施结果，耕者有了田，地主也有了厂，大家在三民主义均富政策的实践成功之後，携手合作，共建富强的国家。这是给口口声声高喊为无产阶级争权造福的共□叛逆一个明显事实的教训。共□窃占大陆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为地主耕作之佃农，那么，共□要争的权要造的福只有农民是他们应该努力服务的对象。可是，残酷的事实，暴露了他们瞒天欺世的丑恶，他们竟把应该捧在头顶上服务的对象，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敢问最近访问过大陆的人，大陆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应该同声钦佩国父与蒋公二圣的睿知，特别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这是针对共□要害一下致命的打击，奠定我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必胜必成的基础。我深幸能追随这伟大政策的实施做了鼓吹它成效的啦啦队！

　　辞公土地改革的实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八年起的「三七五减租」；第二阶段是四十年的「公地放领」；第三阶段，造塔结顶，是四十一年的「耕者有其田」。我就按这顺序，概述其实施情况与影响。

　　我们先谈「三七五减租」，这是拯救台湾农民逃出地主压迫的第一步。那时候的台湾农民百分之七十是向地主租了地，耕种收获要提出百分之五十或高至七十给地主交租，自己生活所得无几了。同时，地主对佃农态度异常恶劣，连他的私生活也要干涉，简直视同农奴。辞公到省主席任，立即下令规定佃农承租地主土地，只要缴收成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稻谷，绝对不必多缴。他下令之後，立即亲自到各县市，向县市长、议员、乡村地主、校长老师们解释减租的意义与政府贯彻到底的决心。同时，他在各农村遍贴海报，提醒农民的警觉，劝导地主的反对。在这些工作中，我曾尽了一部分力量。这阶段政策推进两年的结果，粮产平均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佃农收益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地价滑落约百分之四十二，使佃农有余钱增大地产。

　　接著自四十年起，台湾土地改革政策迈入「公地放领」阶段。胜利後，政府在台湾接收敌产得公地十八万余甲，占台湾可耕地百分之二十一。行政院在四十年五月卅日通过「公地放领案」，四十一年六月一日实施放领。放领後两个月，台湾省政府在四十一年八月五日宣布初期放领两万八千余甲，除领作政府公用外，实际由农民购领者计一万七千余甲，由过去佃农三千余户承购。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又在四十一年七月通过「地主限田」案，以政府收购来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规定地主在其居住土地可占有水田两甲或旱田四甲，其余土地概由政府以该土地每年收成两倍半之价格收购归公。这些归公的土地即由政府交由农民以其每年收成百分之二十五分十年分期付款方式承购之。这政策实施後的民四十二年，政府已从地主手中购得二十一万四千余甲，转售给农民。台湾土地共计二十五万六千甲给三十万户佃农耕种著，足见这一政策转变土地所有权影响之大了。

　　最後，我们要讲一讲土地改革政策最高潮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的实施与影响。这政策实施於四十二年，其最後阶段，我已不是改造委员，然仍以中央通讯社社长身分，追随辞公每次出巡做他这伟大政绩的啦啦队。「耕者有其田」之实施，老实不客气把地主手里可能有的田都搜出来了。它原则规定不在场的地主应把所有土地全部交政府收购，居住在农田上的地主仍照以前规定水田保留二甲，旱田保留四甲，其余概交政府收购。政府购地仍照以前规定以此地年收成二倍半之价格为准向小地主以现金收购之；大地主，政府以「农林」、「工矿」、「台泥」、「台纸」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以及土地公债收购；目的要引导地主的资金转向工业扩张发展其潜力。可是要地主把祖传的地产全部让给自己的佃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活一向靠佃租维持之外，又有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祖产是地主做一个好子孙习惯坚守要保持的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大原则，现在要他们全部抛弃，真使他们愧对祖先，不能再做人了。因此争取地主的合作是辞公面对的第一大困难。他为此，不断向四乡跑，除自己亲自召见主要大地主，晓以大义，还详述他们放弃农地转向工业发展有无尽前途的乐观分析外，更邀集当地官绅与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分头劝说，造成社会气氛，使地主们自感不安而弃其固执。地主有一个深明大义自动放弃田地购买股票权创始的第一人，这就是今日台泥董事长，鹿港的辜振甫。他不独自己遵从政府规定，接受股票换售农地，并还以自己为例，劝告其他大地主，如此做有百利而无一弊。於是，板桥林家、高雄陈家等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接受其劝告，踊跃跟进。

　　台湾的工业发展就这样起步，跟著产生了七万四千余位工商企业人士，掀起汹涌澎湃的投资浪潮，泛澜而成今日的富庶繁荣。

　　农民方面有了田，要他们耕种而得丰富的收获，辞公还要解决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土地重划」。这虽是再过五、六年後才实施的政策，可是，它的功效可算是整个土地改革政策最後冲剌予农民以努力发展的有力凭藉。「土地重划」的推进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帮助农民把他所有的土地集合在一起，然後第二步加工增进其工作效能。我先讲集合在一起的第一步。我们知道农民置产很少整地整块买进来的。他今日有机会在张家村买一块，明天有机会又在李家村买一块。因此，每一个农户所有的田产大都是分散的，在工作上很多不方便。因此，辞公第一步土地重划的步骤是帮助农民把散置在各处自己的田地集合在一起，当然最理想的安排，集合在自己居住的近邻地区。集合方法先查看户籍；在错综交换方式中求彼此土地的大家集合。例如张家跟钱家在李家村各有一块地，王家在李家村却有两块地，那么三家一交换，不是都把自己的田集合起来了吗？这只说一个例，实际处理这种交换集合方法时千头万绪，并带有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跟著土地集合之後，第二步骤就要真正实施土地重划了。我们知道所有田地都是不等形的，像一块七巧板一样的，彼此犬牙交错，你包著我，我围著怀，不独在给水排水问题上，永远闹著纠纷，并且因为无法多筑农路，肥料的供给以及农具农作物的搬运，都受到许多阻碍。因为这种种原因，农业生产的低落是必然的结果。辞公的土地重划计画，也是用错综交换的方法，把不等形的田丘划成方方整整的长方形，整整齐齐，一块一块排列著。这样重划成功之後，在这些整齐划一的长方块田丘间可以有共同的农路，共同的排水沟与共同的给水沟，并且使农民在自己的田丘里排水给水可以有自己的控制。这个重划的结果，不独帮助农民避免奔走之劳，并且增加了给水供水的便利与交通运输的畅通，使他们工作的收获加增了好几倍，一改过去的农奴为丰衣足食的自耕农。过去住的房子是稻柴盖顶，泥巴踏脚的草屋，现在都改成瓦顶砖墙还有地板的近代房屋了。一般说笑都说他们都占有了五机。所谓五机——指的是缝衣机、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与摩托脚踏机。但，一般农民经济上的进步还不能算真是土地重划的成就，它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政治上。因为重划之後，农民除了照顾自己的田地之外，还必需考虑到彼此合作的必要。因为，水是农业生产的必要供应，重划之後，水的控制，变成了大家共管共营的工作。任何农民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著想，就是原来不愿合作的，也非参加合作不可了。土地重划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激发了农民群众携手合作追求共同福利的精神。农民们在生活上激发了这种精神，再进一步鼓励他们求社会上政治上群策群力作增进共同福利的努力，自然就水到渠成，不废吹灰之力的了。这才是土地重划最大最有价值的贡献，换言之，也就是整个土地改革政策在建国任务中最大最有价值的贡献。我能追随辞公彻始彻终看到他在改造期间为这政策的推进订定了这样坚硕的基础，深感欣慰，有一次，辞公在谈笑间对我说：「土地改革政策有今日的成效，你的『谈天下事』，帮了不少忙。你可算此政策成就首功之一。」我对此期许，当然愧不敢当，但，跟著辞公做啦啦队，亲自实事实说，保留此一大政策实施与检讨的纪录，应该算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回忆。

第四节　选举县长实测民意

　　改造期间第三项亲身经验记忆犹新的事件是亲自督导县长选举。四十年初中央改造委员会决举行中华民国第一次县市长选举，这是实行宪政踏出的第一步，我们自应慎重其事的尽力做一个好榜样。就一般党务执行常识估计，地方首长选举党所支持的候选人，党中央一凭地方党部的推荐来做选择标准就够了，可是我们为了慎重起见，觉得只凭地方党部推荐未免太过草率，决定分由我们十六位中央改造委员，各自认定几个县市，亲自到现场博采周谘，帮助地方党部来选定本党决支持的县市长候选人。我们看到，台湾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过著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县市长在他们过去的岁月中是高不可攀的父母官，十分尊严，十分威武，现在到了祖国的统治下，这样尊严威武的父母官竟要靠自己的支持才能登上这宝座，他们的高兴自在意中。可是，在千千万万的同乡中，那里去找这个适当的人呢？他们又感困扰起来。党就在他们这困扰中帮他们解决困难，帮他们选定最适当做他们父母官的人。党将在这选择的正确与否取得或失去人民对它的信心。我们当时就怀著这样的观念来面对这个问题，更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因此，我们决定由我们十六人分任几个县市亲自到现场督导地方党部候选人的选择。

　　如何督导，我想一般人惯用的方法是召集地方党部主要干部及地方上有执掌与地位的人，开一次会，综合大家的意见来作党应支持候选人的标准。我以为这样做可以算尽了责，可以交代，但，未必就真能找到真正适任的人。理由很简单，在公开场合中，要发言人批评这个人，指责那个人，为了人际关系的考虑很少人肯直言无忌的。因此，我在未出发前就决定，我要找的县市长本党支持的候选人当根据国父所订「选贤与能」的标准：「贤」指的是品格高超，有德行，有操守；「能」指的是智慧干练，能办事，能担当。我凭这标准，不以开会方式而以个别谈话方式，来决定我要找的人选。

　　我所认定督导的，是台南、嘉义、云林、南投、台中五县。我由党中央派蒋萼州，袁觐贤两同志为助理，从四十年二月廿一日由台北出发到三月三日返台北，前後只花了十天的时间做完这纷繁忙碌的工作。我每到一县，先约请该县办理选政的党政首长研究约请个别谈话的人。所约的人大概以下列人士为准：㈠支持或反对各候选人之党部同志，㈡议员，㈢乡镇长，㈣民间重要团体之领袖，㈤县市长候选人本人。每人我与他谈话时由两助理旁座笔录，谈话时间短的二十分钟，长者有达两小时。计先後接谈者一百二十五人，其他非正式交换意见未加笔录者数十人尚未计在内。每日谈话结束，虽在深夜，我务必将两助理所作笔录、综合大家意见，分将每一候选人之「经历与社会基础」、「党籍」、「思想与能力」、「当选之可能性」作详细检讨，最後提出我每县应支持何人的建议。此外，值得另外一提者，我到云林县，发现其地域观念争执甚烈，不得不分赴各城镇分别访问地方人士与候选人，才能做我的最後建议。我所督导的五县中，台南、南投、台中三县给我这样慎重约谈之後，都能选定适当人选，经党支持、顺利当选。惟独嘉义、云林两县，问题复杂，我不得不运用特殊手腕，卒能完成选贤与能之任务。爰愿集中叙述我督导这两县筹备选务之经过，以示当年我们改造之实践精神。

　　我们三人二月二十五日抵嘉义县，留驻两日，计先後约谈该县本党改造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书记与第四组主任，县政府主任秘书，警察局长，县议会议长，省参议员一人，县议员一人，老绅士一人，乡镇长五人，民间社会团体负责人九人，共计二十五人，分别徵询地方选情与候选人之个别评判。然後再约候选人八人中的六人面谈。剔出的二人，皆无当选可能故不约。至所约六人，经我谘询各方与面谈後，分别作结论如下：㈠许世贤非本党同志，为唯一女性候选人，颇有经济能力，并得妇女会会员及医师公会助产士公会之支持，似有一部分社会力量，无奈本省重男轻女之积习未除，当选可能受其限制。㈡张清褀，本党同志，为现任建设局长，县长九易皆未动摇其地位，今选县长，恐牺牲其职位，故其竞选目的在以维持其职位作交换选票之代价，不求当选。㈢李茂松，非本党同志，为前任市参议会议长，以抨击贪污市长自豪，今即以此为号召。然嘉义民众受参议会之痛苦已深，不问青红皂白，凡属旧议员皆在排斥之列，李以旧议员身分为号召，实类自杀，故当选希望亦少。剔除弱者，只余二强：一为蒋××，一为黄××。在此二者之後，复有一个第三者，是尚未签署的刘XX在作幕後活动，兹再集中把这三人作如下之分析。

　　蒋××，本党同志，出生於东石区，曾为嘉义区区长，故其票源以此二区为基本。蒋在嘉义区以下层流氓阶层为其势力基础。一二八事件时，他恃政府之支持，控制暴民，因此结识流氓，造成他今日之社会基础。家境并不充裕，经济无力为其缺点。其选票基础在大林、民雄、溪口、梅山四乡镇，其他可能发生关系者为新北、新南，义竹、布袋等乡镇。我最後研判，此人思想接近投机，政府有力，满口拥护，一旦遇有挫折即难期其忠实。态度官僚习气十足。其选票都在乡间，然他并无接近民众的兴趣。他虽握有嘉义、东石两区的选票，实对其劲敌黄××抱十分诫惧之心。其理由有三：㈠黄××在去年八月间即开始活动，深惧其基础已深；㈡他自己经济方面，初选尚可勉强筹措，复选实无把握；㈢深惧黄××将联合县政府户籍课长打击他。至他当选可能性之研讨，我作结论说：嘉义县全县人口计五十二万，嘉义区人口竟有二十八万之多，实占全县人口一半以上，益以东区一部分之选票，蒋之当选，应该颇有把握。惟因上述三种理由，蒋之信心不坚，他亟盼本党支持他，打击黄××，他就有十分当选把握。

　　再说黄××，初非本党同志，此次竞选县长本已申请入党，後来看到台北市长选举本党中央劝告王民宁、王成章退让促成吴三连的当选，他以为加入本党，党龄不如其他本党竞选人，反将受党的制裁而失去他竞选的机会，故决心撤销他入党的申请。一般传言，他与青年、民社两党暗中勾搭，觅取有利机会，故其活动纯出自私，为一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我再就黄××的思想能力作研判。他学历强，有法律头脑，会讲话，会恭维人。做事遇有利於己者全力以赴，颇具魄力，惟行政毫无经验。家有田地，每年收入万余元，其律师职务每年收入三万余元，故经济力量尚称充实。我再研判其当选可能性。他是水上区人，故「水上太保」（流氓集团）是他的基本票源，东石、嘉义他也可以得一部分选票，此外他可能争得选票者、尚有新东、新西、竹崎、梅山、中埔、大埔、番路、鹿草八乡镇。此中竹崎、梅山、中埔、大埔、番路、鹿草六乡镇，因刘××是番路人，皆属刘××势力范围之内。倘刘××不参加竞选，则必以此六乡镇的选票赠给黄××。反言之，倘刘××竞选，则将以此六乡镇为自己的基本票源，黄失此六乡镇当选的可能性就十分微弱了。故黄之能否当选，刘之是否参加竞选实有其决定性。至於刘××，为眼科医生，行医收入甚丰，票源除上述六乡镇外，尚有其他地区，故他若参加竞选将为蒋、黄之劲敌。但他的弟弟刘×犯匪谍罪，判处十年徒刑；他的哥哥刘××亦以匪谍嫌犯逃在香港；而刘××本人因嘉义市参议会纠纷事，曾被台北高等法院传询。因此种种原因，他不敢参加竞选活动。但据当地党政人员推测，他如能得本党鼓励释其戒惧之心，当可参加竞选。

　　我综合检讨嘉义选情，两强人蒋××与黄××皆为流氓头目，非县长人选。惟在无可奈何必须二人选一的情况下，蒋是本党同志、黄为党外人，自必支持蒋为候选人。支持办法非常简单，只须稍露口风，本党不计较刘××有匪谍之赚，释其戒惧之心亦参加竞选。刘竞选扣掉了黄××六乡镇的选票，蒋××的当选可操左券。可是，本党这样支持一个流氓头目为县长，应该吗，值得吗！我再四商诸约谈的地方人上，大家多不赞许。我又问，本党蒋、黄都不支持，可是县长人选落了空，又将奈何呢？他们众口同声说，理想人选有的是，可是不容易拉他来。我问谁？他们都说，云林县的虎尾区卸任区长林金生。林的叔父林兰芽是嘉义的嘉南大圳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家是嘉义望族，故林金生颇得嘉义民众的拥护，再加上现在他在云林的虎尾区当了二年区长，政绩斐然，是一个好县长的理想对象。可惜，他现在已在云林县登记竞选县长，恐怕不会再到嘉义县来竞选的了吧。我一听，认为这是一线希望，我必须争取，问大家，假定我能强劝林金生改竞嘉义县县长，大家能否努力支持。人家鼓掌都说当尽全力作奋斗。我得此鼓励，当夜带著两位助理赶到云林。

　　二十七日清晨我到云林县的斗六镇，当即约见该县本党改造委员会主任委员，县政府秘书长，镇民代表会主席，县议员五人，省参议员一人，民间社团负责人十人，共十九人。最後约见斗六镇县候选人镇长吴景徽，徵询其政见与测验其思想与能力。下午驱车赴虎尾镇，约见警察分局长、镇长、工矿党部九区分部主任，镇里长联谊会主席，地方士绅三人，共七人。最後约见虎尾镇的县长候选人林金生徵询其政见与测验其思想与能力。二十八日晨又赴北港镇约官绅六人晤谈，并询第三县长候选人廖昆金之政见与测验其思想与能力。最後我检讨云林县的选情，发现候选人三人，实代表云林县的三镇，吴景徽代表斗六，林金生代表虎尾，廖昆金代表北港。三镇在选举中争此後县政府随当选县长决定其所在地。县政府现在斗六，故虎尾、北港连成一线与斗六抗。实际，吴景徽与林金生交谊甚笃，然二人皆为地方势力所挟持，不能自作主张，有欲罢不能之势。吴初不愿出马，劝林竞选，然为地方势力所迫不得不违背初衷，反与林对峙。与两人共有友谊之林顶立出面调解，约二人在台北谈判。谈判结果，迫林让贤，惟吴允当选後邀林为秘书长，林实勉强同意，深感不快。虎尾人士闻林放弃竞选，群起反对，斥林出卖了虎尾，愿大家集资为林的竞选经费，坚持其不能退让，林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我到虎尾，询知林金生这样的处境，即以嘉义现况需他竞选之实况告之，劝其放弃云林改取嘉义。我强调，林如采取我的建议可得三项好结果：㈠免除与好友吴景徽争选之困扰，使嘉义、云林皆得理想的县长，㈡嘉义的投机分子与流氓势力不能抬头，㈢云林之地域争持可以无形打消。然林金生表示虎尾同人如此热情拥护他，他一方面十分感动，深觉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又感到有这样有力的票源，当选决无问题，又何必舍而他取。我根据我上述三个好结果，继续跟他辩，并以嘉义是他的家乡，今将遭遇流氓执政的危机，他不应为私利而忘记了公益，动以正义的警告。最後，我建议，最少他应回嘉义去亲自观察实际情形再作决定。林接受这一建议，我就请他登上我的汽车，陪同他重返嘉义。到嘉义後，我即约县改造委员会主任李伸平代表嘉义士绅与他作再度的警告。林始为动容，接受大家的推戴，愿放弃云林改竞选嘉义县长。我因尚有南投、台中两县需我继续指导，故於三月一日离嘉义，赶赴南投。林金生竞选事委由嘉义改造委员会主任李伸平负责办理，惟嘱仍须以电话与我经常联系。竞选需先办签署，中央规定三月九日为签署截止日，故李主任帮助林金生办签署只有一个星期的短促时期，要找规定同志签名推荐，真亏他朝夕奔走才达成了这个任务。此後竞选林金生之仓卒参加，虽经县党部动员全力辅助，仍功亏一篑，未得当选，然蒋XX与黄XX因林的参加分掉了票源，也部落了选，反给本来无当选希望的女候选人许世贤得渔人之利而变成中国第一个女县长。

　　我此次推荐林金生，虽未当选，他的贤能引起了本党中央的注意，故在第二次县市长选举中他以党的支持高票当选嘉义县长，政绩斐然；第三次县市长选举，他以云林虎尾人士不减其拥护热忱而当选了云林县长。两县政绩积累的辉煌记录使他受任为台湾省政府委员。继调党部工作，为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续升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後再度从政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交通部长，今已高踞考试院副院长之职位。他这样，一路顺风的升迁，绝无任何人事关系的奥援，全凭他个人贤能之卓越表现。我深喜，我那次督察县长选举不独一凭「选贤与能」的标准，为嘉义县找到了这样一位理想的县长，也为本党中央党部与中央政府找到了一位超越水平的杰出人才。我为公，认识了他，可是为私，至今还跟他没有一点交谊，连过年过节也没有交换过一张贺卡。我深信，我这样个别谈话的办法是党要我支持最恰当公务员的候选人最有效的方式，只可惜，这样十天之内奔五个县，约谈一百二十五人，还要做详尽的分析报告，没有第二个人肯做这样的傻事吧！

第二十一章　改造党务作业後篇

　　第一节　惩处李宗仁祸国罪行

　　改造期中政府施政纲目皆由改造委员会讨论裁决，故在其两年半任期中所推动的政纲政策不下五、六百件，实无一一列举、详予叙述的可能。我可能计画叙述的只能把我宣传兴趣最浓而保持纪录的两大案作示范报告。这两案，一是惩处李宗仁，二是斥责吴国桢。

　　先述惩处李宗仁祸国罪行案。要讲清此案，不得不把李的罪行，从三十七年底从头说起。那时候□势猖獗，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他正在策划乘此危机逞其夺取政权的阴谋。他的阴谋是与共□的统战策略桴鼓相应互为表里以推翻蒋公领导为共同目标。共□的统战策略是边打边谈，以和平谈判的要求来瘫痪政府军的士气。他们策动外围组织群众发动伪造民意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李宗仁即乘此时嘱其部将，时为华中剿匪总部主任的白崇禧电请蒋公停止军事行动与□言和。白崇禧发此号召之後，李宗仁领导之广西派军阀同声附和，同时竟提出蒋公阻挠和平，要求蒋公下野之要求。广西军人此一号召引发国人厌战心理，扩大而成群众共同之要求。蒋公无奈，不得不暂时搁置其剿匪主张，下野让贤，让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分与匪谈判来配合群众不知其真相的要求。这真是李宗仁夺权阴谋果然得逞的胜利，当然他要兴高采烈去跟共□谈和了。他不料，人上有人，他的阴谋正钻进了共□阴谋的圈套。一开谈共□就提出如下的八条件：

　　㈠惩罚战犯，
　　㈡取消宪法，
　　㈢取消全部立法制度，
　　㈣按照民主原则重组国军，
　　㈤没收所有官僚资本，
　　㈥改良土地政策，
　　㈦取消卖国条约，
　　㈧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反动分子不得参加，筹建联合政府与其所属机构。

　　这样条件是夺取全部政权，不留一丝一线给李宗仁，他没有什么好说，当然要连呼上当，拒绝接受。然而，他还不死心，先派邵力子、颜惠庆到石家庄找毛泽东、周恩来谈无结果，继续又组五人代表团正式到北平去求和。最可笑的这五人代表团里两个人，一个邵力子，一个刘斐（为章）早已经是**埋伏在政府里的□谍，竟也做了代表政府向□求和的团员，李之饥不择食的丑态真令人作噁！因此这五人团只有帮□压迫李，那会助李争好转的可能。李的心腹甘介侯因如此重要任务轮不到他，发牢骚时暴露了李求和的真相；他是以迫蒋公下野，交换□方同意与他以长江为界、平分秋色为条件的。□方夺权志在整个，那有与李平分的妥协可能，其和谈失败，自为必然的结果。和谈失败後他拟以剿匪重责转卸与蒋公未果，最後不得不放弃南京，转守广州，应先坚守其门户；衡阳是广州的门户，广西系全部军事实力由白崇禧以华中剿匪总部主任的名位理应驻守衡阳。换言之，当时局势，李为代总统，若以国事为考虑基础，必令白崇禧坚守衡阳；但他若以保全广西军事实力作估计，则在敌军渡江後势如破竹南下进攻的威力下，广西杂军力究竟有限，必然螳臂当车，白白牺牲了自己拥有的政治资本，未免太不值得了。他再四考虑之下，不得不与白唱一出红脸白睑的双簧戏。他演白脸，以元首之尊令白坚守衡阳，白演红睑，在混乱局势小佯作抵抗姿势，实际保全实力逃回到广西去。结果，广州变了一座空城，敌军不死一卒，不废一弹占领了当时最後的一个首都。李宗仁要作最後挣扎，第一个念头，还想把剿匪的责任向蒋公肩上推，故电请蒋公到重庆晤谈，欲效抗战先例以重庆为首都，与□作最後之决战。蒋公应邀飞重庆，不料李在前一天忽离重庆飞往广西南宁。蒋公接受其建议，已拟妥固守重庆之计画，拟令胡宗南放弃其驻防陕西之任务南下保卫川北，期待白崇禧率其广西部队固守川南，这样安排或可重演八年抗战长期作战之奇迹，故希望与李宋仁一谈之情甚切。

　　蒋公再也料不到李宗仁躲在南宁，为了要自保实力，在这紧要关头，心血来潮，转了第二个念头，决定发展他另一套阴谋。他正在派遣心腹人员分头与广东、云南军政首脑秘密接洽，拟联合西南的广东、广西、云南成一自治独立区，还派代表与□交涉成立和议。故电覆蒋公，胃病恶化，不能来重庆。李不料其叛乱计画不能得白崇禧之同意，才最後决定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飞港转美，舍其代总统应负之责任而不顾！我们检讨李宗仁所犯罪行可作如下之结论：㈠坚持和谈，断送了南京，㈡应守华南不守，断送了广州，㈢应守华西不守，断送了重庆，㈣最後退守家园广西卒给扫地出门，㈤逃到美国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他在出国之前竟写信给蒋公，表示他赴美就医，即可回国，出国期间，代总统职务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代理。此数语，含有极大阴谋：表示他虽逃亡国外，仍保留其元首职位，堵塞蒋公复职的机会。他就凭此假想，在美覥颜仍以中国元首自居，派其心腹甘介侯在华府活动期得美国政府的青睐。刚巧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显有与蒋公分裂关系的迹象，他高兴极了，岸然以中国「第三势力」的领导者自居，嘱甘介侯活动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接见他，给他支援。他这样在美招摇撞骗之时，配合在美侵吞公款走头无路毛邦初的需要。毛邦初是政府在这动荡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派在美国做出席联合国参谋团代表。那时候蒋公以保全中央银行所存黄金外汇不落共□之手，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黄金密运台湾，外汇数千万美元划存美国中国银行，为避免政府易主後遭冻结之危险，密令毛邦初提出暂为保管，分存美国、瑞士、墨西哥等国银行。不料，毛邦初胆大妄为，竟将此钜款据为已有。蒋公在台复任总统後，派查良鉴赴美严令交款，毛不从，迳与涉讼，官司从美国打到墨西哥。毛邦初在此走头无路之时，忽然想到了李宗仁。他找上李，以李的代总统身分，出具委任状，使他有正式保管此项官款之权，就有了拒绝交给台湾的合法理由。很显明的，李宗仁此举，不独企图包庇贪污，并且还必提「分我一杯羹」的条件才会作此令人唾骂的下贱勾当。

　　李宗仁在美这样混了快四年，到了四十二年，他看到台湾在蒋公领导之下不独十分安定并且日见繁荣。蒋公复任之後又获当选为第二任总统，置他这代总统於不顾，他心有不甘，竟在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致蒋公公开信，痛责蒋公领导之非法，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以重组合法政府。此时中央改造委员会虽已结束，然李宗仁之叛乱行为，早经改造委员会长年讨论处理，故本党常务委员会继续处理此案，仍一本改造时期之检讨成果作规范，而隶属於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我还是继续参加，故对李案经过作整体叙述，不得不越过改造期限了。

　　李宗仁这封公开信的内容，述其概要可分下列八点：㈠指责蒋公在大陆的「不思痛改前非，与民更始；反凭藉武力，以图孤注一掷」。㈡责蒋公不派中央部队增援粤北，使广州失守。㈢丑诋蒋公运走黄金外汇。㈣斥蒋公当选二任总统为「毁法违宪」。㈤说明他以代总统身分留美，正在争取美援，连系民主反共人士及策划敌後游击。㈥他在美休养期满准备返国。㈦「吾兄复位以来，局处台湾，局势日非」。㈧台湾「特务横行，人人自危。」㈨台湾的国民大会不合法，应召开「国是会议」，重组政府。我们「对外宣传特别小组」，对李的这封公开信，异常重视，经热烈讨论後，建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应立即采取下列步骤：先由立法院研讨李宗仁祸国罪行，俾得广泛宣传效果，然後由立法院决议，正式函请监察院妥拟「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提交国民大会，罢免其副总统职位。继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接受小组建议，交从政同志按此步骤，切实执行。监察院於四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通过「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函请国民大会开会作罢免其副总统职位之决议。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接到监察院公函，经与各有关方面协商後决召开国大。召开之前，洪兰友电请李宗仁「大驾返国，以便答辩」。李得洪函後，再度发表第二次致蒋公公开信，谓弹劾案是蒋公「设计东窗，罗织陷害」，并称「此弹劾案，监察院非法提出於先，国民大会将非法讨论於後，均为违宪乱纪，自欺欺人，特别郑重声明，慨予否认。」全函极尽诋毁漫骂之能事。实际李作此反应，早在我们「对外宣传特别小组」意料之中，因於读函後公决由我立筹对策。我在改造期中身兼宣传三要职，对李在美丑行，紧盯不舍，一见发动立加挞伐。今彼竟敢公然辱渎蒋公，引起全民之公愤；我认为这是我与他最後搏斗置之於死地的良机，我必尽全力为之。爰详拟李宗仁祸国罪行，从发起对□和谈，迫蒋公下野起，到勾结毛邦初贪污朋分外汇国款止，前後计二十项，提交「对外宣传特别小组」讨论通过，立即电送本党驻外各国宣传单位尽量分发给我海外侨报。侨报反应迅速热烈，群起作挞伐李宗仁罪行之评论。我事後统计得下列之成效：美国《美洲日报》以「读李副总统上蒋总统书」为题，发表九日连载之长文；《民气日报》以「李宗仁自甘堕落不可救药」为题作社论，後复刊「李宗仁毛邦初李济琛三角同盟」之报导；《华美日报》社评以「自作孽不可活」为题评李第一函，复以「矛盾之谈」与「遁辞」及「李宗仁骇怕民意」为题先後以专栏批评李之第二函；《美洲日报》社评「李副总统应知自爱勿再多言巧辩」责李。新加坡《中兴日报》以社评「李宗仁应一死谢国人」为题痛斥李。吉隆坡《联邦日报》社评以《李宗仁配谈法纪吗？」嘲讽李。印尼《天声日报》社评以「斥李宗仁」为题直接指駡他。此外香港的《工商日报》、《香港时报》、《华侨日报》、《自由人报》、《自然日报》等，几乎天天在斥李之狂妄，不胜一一列举其题目了。这些报纸斥李罪行，大部分都采用我们「对外特别宣传小组」由我拟供的资料。此中以《美洲日报》九日连载的那篇〈读李副总统上蒋总统书〉长文几乎全部采用我供的资料。兹将此文摘述其内容，以示我贡献之成效。

　　「⑴李宗仁代总统以中共所捉八项条件为基础，派员赴平谈和，终以□共要求过苛，和谈破裂，政府不得已乃重申戡乱决心。而李氏乃谓：『吾兄不思痛改前非，与民更始，反凭藉武力，以图孤注一掷』，时至今日，李氏仍认□党并无夺取政权之阴谋，必政府将政权奉让於匪，方为『与民更始』，此吾人大惑不解者一。

　　「⑵李氏检讨西南瓦解种因，反责刘安琪部队之不增援粤北，而不提桂军之不乘时驰援徐蚌，黑白不分。

　　「⑶当年若蒋总统不将外汇现金秘密运台，则府库空虚，台湾早已不保。李氏对蒋总统谋定後动之高明决策，不予赞扬，反备加丑诋，此吾人大感不解。

　　「⑷卅八年李氏飞抵纽约，曾答记者问，谓本人除诊治胃病外，别无其他任务。现李氏却谓来美就医，并洽美援，前後所言，自相矛盾。

　　「⑸民国卅八年夏，美发表对华白皮书，中有所谓『第三势力』字样。若干政客对此相互弹冠，李氏当时曾以『第三势力』领导者之姿态出现，先派遣甘介侯，後亲行命驾来美活动。李氏究有多少力量与群众？德望与才能？足以见重於美国而取得美援？李氏何不自量反省反而责备他人。

　　「⑹李氏代行总统职权，既称代总统，则其仍有合法总统在也无疑，总统既然合法存在，当然可以依法复职，李氏谓为「毁法违宪」，究违宪法何项条文？至所称『遭人蔑视』者，实为李氏本人，蒋总统见危授命，而李氏则临难苟安，今不知自惭形秽，反而含血喷人，岂非老而不死。

　　「⑺李氏居美四年，犹谓之暂，其来美请假续假，曾否办理手续？其所称连系民主反共人士及策划敌後游击，其连系与策划，曾否呈经政府批准？李氏标榜法治民主，实则『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⑻李氏闻蒋总统复职消息竟大言不惭，谓『休养期满，准备返国』，对蒋总统极尽诋毁之能事。毛邦初违命拒交帐款，李氏复为乱臣贼子张目。李氏对於政权之夺取，处心积虑，谓予蒋总统以展布机会，不愿操同室之戈，谁之能信？

　　「⑼所谓『民主』所谓『反共』，各有界说，不能混为一谈。许崇智，顾孟余、张君励辈虽反共而难言民主，许崇智等只知逞其私欲，置国家民族前途而不顾，此等『民主人士』岂应连系？李氏不恤人言，暗中连系，岂非臭味相投，别有怀抱？

　　「⑽李氏优游纽约，去国万里，竟谩谈敌後游击之策划以自欺欺人。李氏所策划敌後游击，究竟目的何在？若为培植个人势力，则假公济私，为人唾弃，何竟大言不惭？

　　「⑾蒋总统复职以来，各方均有长足进步，以言台湾形势，形势由危转安，以言国军实力由弱而强。李氏竟谓『何图吾兄复位以来，局处台湾，局势日非』，大放厥词，恬不知耻。

　　「⑿蒋总统自复职以来，无时不为反攻大陆而努力，惟必须谋定而动，不能造次从事。李氏不顾实情，谓政府『意在孤岛偏安』，而己则身为副总统长作流亡，何以自解？

　　「⒀李氏指台湾『特务横行，人人自危』，尤为荒谬。台湾如确为恐怖区域，何以香港难民纷请赴台？义士为赴台而牺牲奋斗？

　　「⒁最後，该报指出几次国民大会之召开，事实既有需要，情理亦无不通。诚以今日大陆仍为□窃据，正副总统改选，除国民大会，别无其他更合法之机构，政府出此，诚非得已，凡属国人，当必同情。李氏不顾现实，哓哓不已，岂非企图陷国家於纷乱？李氏认为取消不声报国大代表资格为不公平，而对声报出席之代表资格又表示怀疑，岂非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又李氏认国大代表任期届满，反对召开第二次会议，而主张代以所谓国是会议，即此以推，则李氏心目中岂非认为所谓『国是会议』重於『国民大会』？若以所谓救亡国是会议，改选正副总统，究竟依据何法何文？假如李氏以国家为重，应遄返台湾，共赴国难，不宜继居美国，歪曲事实，制造是非。」

　　此文可作当时侨报斥责李宗仁祸国罪行之代表作，引发一时责李怒涛遍及世界侨界，尤其在美侨中汹涌达最高潮，造成国际舆论对李之重压。即在此时配合著国内国民大会开会正式通过罢免李宗仁副总统案，李在国法制裁与国际舆论双重控制之下，不得不哑口无言，接受其应得之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