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TR][TD] [/TD][/TR][TR][TD][/TD][TD][TR][TD]题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
1872年3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62岁。
两年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就是在1870年6月(清同治九年)，天津的法国教堂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孩三、四十个，同时附近又不断发生幼孩被拐事件，拐犯供称“系天主堂主使”。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触怒了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天津百姓。他们将法领事殴毙，随后付之一炬了法领事署、教堂、育婴堂，死伤法传教土、修女、教民数十人，又误杀俄商三人，殃及英美讲堂各一所。百姓把满腔愤怒随着烈火弥漫天际，愈演愈烈。法英俄等驻华公使联合抗议，并以军事威胁，清庭朝野震惊，派曾国藩往天津查办。事涉教堂，势难穷追到底；而民情汹汹，又势难置之不问。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深知此事左右为难，可又不得不奉旨行事。职责所在，无法推卸，只好写下遗嘱，带病应命。保定到天津，咫尺之遥，他却走得终生难忘。审判的结果不言而明，清政府软弱无能，忍辱退让，只有曲从洋人之请。天津，成了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把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顶：卖国贼。从此以后，他心绪悒悒，惶惶度日，在卖国贼的名分下忧郁地走完了生命的旅程。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曾氏一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曾国藩早年科第、壮年疆场、中年洋务、晚年封疆，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用并不超绝的资质，以孔孟程朱的儒家学说积极入世；以申韩法家学说从严治世；以黄老之学淡然处世。修身立德，铸造精神，竟能办成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不世伟业，即使100多年过去，仍令人回想无穷。
在曾去世后直到今天，人们都还对他争论不休。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活得可恶，死有余辜。也有人称之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说“五百年来，以儒生而立功、德、言垂三不朽者，王守仁一人、曾国藩一人而已”。当然，没有那句话能定论曾国藩，因为毁和誉之间还存在着难解的纠葛。对于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的历史人物来说，也许只有时间才是最冷静的裁判。
所以，他无法成为贡献于历史进程的“英雄”，但作为同治中兴第一功臣，公忠诚朴，学问道德皆足为后世楷模的光辉是抹杀不去的。翻开《曾国藩家书》，翻开《冰鉴》，翻开属于国藩内心的那一页，令人为之震惊。历览前贤，有秦皇汉武的风骚，有唐宗宋祖的文采，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弯弓和大雕。可又有谁，能像内圣外王的曾国藩一样，有着满腔慈和与忍让，更有一份曹植的“烈士多悲心”。当官则清正无私，为将又机智沉稳，为父为兄更是严于律亲。一腔谦和内敛把文人的狂傲之气压得严严实实。他曾有一联自修自惕的箴言，联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但务耕耘。
由此可知他那种希圣希贤之心和那“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怀抱。他的“处世不败”与“成大事之道”，为近百年来包括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在内的诸多政要人所钦服。
他壮志难酬，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数，成了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如果换一个清明的历史舞台，他未必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尴尬人物。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衰败、腐朽、沉闷、窒息。从由乾嘉盛世一统到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满清先失去了帝国的辉煌，又迷失了信仰的强势。而面对落后的现实，不求解制度的跟进，而归咎于农民的起义。于是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落后，另一方面又不能以恰当的方式对待这种落后。
作为满清大臣，深受封建忠君卫道思想熏陶的人，必将感念皇恩，甘为朝廷尽心尽力，死心塌地为挽救清王朝而战。曾国藩呕心沥血建立湘军，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不惜身家性命，为清王朝百战沙场，九死一生。安庆城破，大辟三日；天京陷落，大辟十日……用立下的赫赫战功，用千万人民的血泊，为冒着被后人所诟病的命运，来挽救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朝庭。可是，对其忠心耿耿的清王朝，却对他充满了狐疑和责难。满蒙皇亲的排汉势力，在他身边线人密布，暗哨林立。即使在战绩辉煌时，粮草、军晌、辎重、奖赏，仍事事时时牵制他。
在一个行政无能、吏治腐败、危机四伏的时代，面对着不法治、不民主、不人性的政治舞台，他只有挣扎。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与太平军作战而败时，唯有跳江求死来向朝廷表示忠心，哪怕损兵折将甚至牺牲了亲人也再所不惜。他咬牙立志，声声见泣见恨。他耐劳忍气，掉牙和血吞。
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是一位不知怠倦的行者，总是毫不踟蹰地前行。一切的腐朽和不合适宜，必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化为岁月烟云。而曾国藩自己，跳不出他所处的时空，更化解不了内心的束缚。中国的封建制度维持了二千多年，因之中国的文化实在太古老了，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更充实更丰富的营养。可此时的曾国藩，像是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的疲惫不堪的骷髅，奋力而徒劳地踽踽独行。
我想，在他的弥留之际，肯定心有不甘，死不瞑目。不是因为“卖国贼”的骂名所带来的侮辱，也不是因为人死灯灭后不能够再谆谆教诲子孙，而是一个历尽风浪世故老人，站在人生津度口上，凭着经验和智慧，却看不到自己不弃不舍的理想会有怎样的出路。曾国藩的悲哀，正在于身为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他，其实远远不能左右大清朝衰败的命运。他的梦想，受制于晚清动荡的困境；他的困境，是晚清命运的缩影。也许，只有他的一句诗，方可写尽生平心境：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扬可
二零零六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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