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传说骑冀尾，虎图富甲兵。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
　　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属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惊。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地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二十二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毫无虚伪，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槼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槼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曾国藩）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他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二十三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搀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呆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郭日记，卷二，60、61页）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而从日记中的前后记载看，郭嵩焘对这种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日记卷四，671页）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日记，卷二，350页）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