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同治七年，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案：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文正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遗忠壮公松山东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二十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事一时成为笑话。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氏之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其意外，左宗棠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按：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