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左宗棠也没有想到，在曾国藩的麾下，他晋升能如此迅速。
　　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却在浙江势如破竹。咸丰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几乎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他早就想为左宗棠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失陷，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他说到做到，当月二十五日，他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遥制浙军……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左宗棠闻讯大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盼着有离开曾国藩羽翼，自己开辟乾坤大展拳脚的一天。他率领军队，兴冲冲地准备起程。这时曾国藩却给他寄来信件，命他按兵不动。原来此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王有龄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万一失败，左氏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曾国藩才密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时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心机权术之深，可见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当过多年“假巡抚”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抚，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在投奔曾国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过是“以小营官自效”，孰料时仅三年，由五品郎中而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而太常侍卿而开府一方，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慷慨地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最富之地。曾国藩这次超额满足了他的梦想，令他快慰无已。而曾国藩在入浙时机上的选择，更让他看到曾国藩为他考虑的细致周到。此时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国藩交往中，变得毕恭毕敬，“修敬先达之礼”，“每事必请教而后行”。（《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称：“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家书）这是双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获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干更挥洒无余，他竭尽平生才力，专注于浙江军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说：“近奉冲圣寄谕，吾与涤公均平列。”（家书）
　　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从就任巡抚到擢升总督，为时不过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中间，左宗棠并无特殊建树，何以如此轻松取得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呢？
　　这道圣旨的背后隐藏着大清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原来，曾国藩此时权倾天下，拥兵过广，已经令清廷不放心了。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是因为清廷敏锐地发现，左宗棠与自己的恩主曾国藩之间出现了矛盾。
十四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大局顿有转机。”（全集，答刘印渠）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惟命是从，至少是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尝谓文正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也”，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抑自足而拒嘉谟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悻悻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初当一面的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闹到双方都以“引退”为威胁。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国藩：《复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5—39页。）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抱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绩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藩。江西现已财力枯竭，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沈葆桢：《洋税尽数解营片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二，第26页。）
　　同时，在饷源分配上，左宗棠对曾国藩也有诸多不满之处，他认为曾氏过于偏向曾国荃，分给自己的太少。左宗棠抚浙后，因为军饷不足，想在安徽、江西部分地方收取盐税，曾国藩拒不同意。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后，曾国藩又奏请将原来供应左军的婺源、景德镇、河口等的厘税归为安徽、江苏等地湘军调拨分用，这令左宗棠大为恼火。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写信指责曾国藩说：反对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地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笔。何况成为总督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又恢复了旧日飞扬跋扈指手画脚之态。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左宗棠：“一日来咨，极诋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
　　以曾国藩之修养，如果郁怒已极，决不会以这样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来回应左宗棠。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建议，简派杨岳斌来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以曾国藩之城府涵养，对此事未置一辞，但他的幕客们却情绪激烈，纷纷破口大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字字为自己表功，句句给曾国藩抹黑。
　　“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　赵烈文一语，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每自以居心正大为恃，对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袭击，这种事以后还多次发生。这种袭击表面上当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背后却经常隐藏着某种“争雄心态”。事实证明，清廷选择左宗棠来作为分化湘军的突破口实在太准确了。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解体。
　　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经过三年苦战，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于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及至当年十月，左宗棠夺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