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按理说，虽然在江西阶段曾国藩处处不顺，但在此之前他只手创建湘军，挽狂澜于既倒，其过人的眼光通过湘军之崛起已经显露无遗了。即使戴着科举情节这个有色眼镜，左宗棠也应该能看到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为什么他还这样瞧不起曾国藩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逸出一笔，谈谈曾国藩的军事才华。从军事指挥艺术来看，左宗棠对曾国藩才略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凡事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孙子兵法》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只善于用呆兵、死兵，不善用活兵、奇兵。他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办事风格极为明快，总是能找到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一生对曾国藩过多苛评，从用兵、筹饷到用人，无不鄙夷。纵观曾国藩一生，筹饷用人二端，实无可以指责之处，唯用兵一节，确实常见庸常之笔。从这个角度来讲，左宗棠后来说“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八
　　截至咸丰七年以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按理说，在曾氏如此困难之际，作为朋友，左宗棠对曾应该加以理解安慰才对。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应该说，左宗棠的骂人功夫确实登峰造极，史上一流。其特点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曾国藩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以诚为本”的理学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诚”自许吗？那么我就用事实来证明你其实为人不诚不忠。左宗棠下意识里对曾国藩压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终于找到机会进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暴发。
　　左宗棠这一骂，正发生在曾国藩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期。曾国藩要挟皇帝，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让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国藩弄巧成拙，成为天下官场的笑柄。曾氏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左宗棠的诋毁，就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道德是曾国藩最看重的资本，往这项资本上泼污水，是他无法忍受的。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左宗棠没接到回信，一时居然还很不高兴，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仁先、霞仙知其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叹。此辈宜置之高阁，待贼平再议耳。”　
　　但四处骂完了曾国藩，痛快完了嘴之后，中夜抚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听说曾国藩对他“见怪”之后，在给王鑫的信中，他难得地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虽然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心高气傲的他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再去联络。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