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甚至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左宗棠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而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在曾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十分生动：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文章重复朗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没有背下来。一个小偷本希望等他睡觉之后进屋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背完。小偷大怒，跳出来说：“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之气。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恺南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的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李鸿章的这个判断是首肯的，屡称自己“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因此，曾国藩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左宗棠是多血质，为人狂傲、处事明快而短于人情。而曾国藩为人蕴藉，长于人情而短于机变。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拿出什么高明的见解。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反差极大，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而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张《张大司马奏稿》卷一，《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这道折子证明，创立湘军的想法，其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起码是曾、左二人共享的。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对曾国藩帮助极大。对于这些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画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
　　左宗棠的高己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左宗棠是典型的多血质人格，办事凌厉快捷，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这种人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再度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在长沙数月，他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两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信写得异常客气：
　　那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曾国藩满心以为，以他如此诚挚的邀请，左宗棠肯定会给他这个面子。没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感冒，他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左宗棠全集•书牍》）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和大部分人一样，不看好他，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颇觉伤心。不过相比后来左宗棠加给曾国藩的种种难堪和伤害，这次回绝实在算不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