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曾国藩vs洪秀全
                                   湖南刘伟
 
 
    中国近代史上引人瞩目的两位人物——曾国藩和洪秀全，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俩就象当时畸型中国母体的一对胎儿，一前一后呱呱堕地，在母体吸收了同一文化传统的滋养，在神州大地接受了同一儒学经典的熏陶，在科举道路上进行了同样执著的追求，但终于走上了截然相反、互相敌对的不同道路。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社会变故，引起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使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在内心反思：千百年来的孔子学说怎样对付洋枪洋炮？中国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仁义礼教之邦如何被洋教武装起来的英夷打得束手就范？我们若掀翻孔子牌位，转习洋教，能不能振兴民族元气？对第一个问题，洪秀全说：无法对付。曾国藩说：能够对付。对第二个问题，曾国藩说：是中国人不重名教，数典忘祖，朝廷弊端所致；洪秀全说，儒教虚妄，是中国人崇拜这个偶象所致。对第三个问题，洪秀全说：能。曾国藩说：不能。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这个分歧，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表现出来的。就本质而论，曾国藩表现出彻底的守旧倾向，洪秀全则表现出在社会变故中对传统精神和文化的反思与怀疑，表现出对特殊社会结构的新认识、新观念。
    曾比洪早出生三年（曾氏生于1811年，洪氏生于1814年），是同时代人。曾国藩出身[COLOR=black]乡绅[/COLOR]地主，有严格系统的儒学教养；洪秀全出身殷实农家，儒学教养系统不甚严格。他们求学求仕的道路是相同的。
    在广东花县出生并成长的洪秀全，亲眼目睹了在自己家门口发生的鸦片战争的起始。尤其离他家乡不算太远的三元里人民奋勇无畏的抗英斗争，使他看到了武装起来的农民震慑英夷的巨大威力；而清廷官兵在英军面前的束手无策，节节败退，也使他看到清朝廷军事力量的虚弱。这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地域对洪秀全心理素质和行为导向的影响，是触发他后来通过“拜上帝会”的形式起来造反的动因之一。
    曾国藩道光十八年（1838年）成进士以后，苦攻举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至吏部左侍郎。他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一整套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没风险，也无须更多的创造精神。曾国藩走过来了，而且是成功者；洪秀全没有走通，是失败者。但曾的成功与洪的失败，刚好处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的前后，最后导致他俩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政治观的对立。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机。清朝廷何处去？中国何处去？跻身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新贵曾国藩，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个大变动。他曾与友人谈：“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主旨就是强调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这种以孔孟学说与宋代理学结合为基础的封建正统政治观，在社会已发生大变故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窒息了广大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斗争。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通过《天朝田亩制度》从而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却是对当时封建剥削制度的强有力挑战，这无疑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构想，它是后来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口号的先声。至于后期的《资政新编》，在政治上强调立法的重要，在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及外交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结构体制彻底否定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政权在理论上代表着当时中国进步思潮和先进的社会理想，比曾国藩所极力维护的、慈禧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买办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组建的国家体制不知要进步了多少。
    洪秀全缺乏系统的理论修养，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学习和掌握都不透彻，他的造反思想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只是由于科场失败产生的长期压抑内心的强烈不满情绪及反孔思想，与西方基督教义发生结合契机，深感现实社会的黑暗昏秽和极不合理，于是迸发出造反的强烈意愿，并付诸行动。所以洪秀全由于理论准备的不够，显得思想复杂，行动摇摆，不象曾国藩那样具有缜密的儒家道学修养加上实干家“践履之学”的单纯和笃实。因此，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懦弱性、偏狭性在起义前期在洪秀全身上就有所露头，定都天京后，他的帝王特权思想、农民享乐思想及暴发户狭隘观念膨胀以及诸王的内讧，从主观方面而言，最后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这都反映出洪秀全个人思想品质、政治军事才能及个性修养方面的极大不足。
    曾国藩一生恪守儒家学说，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自强不息，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封建卫道士事业。他严于律己，严于治家，严于治军，对自己和生活要求亦十分严格。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很看重培养倔强之气和强毅的性格。当然，他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妥协和勾结，对人民群众的镇压屠杀，也证明了他在道德原则方面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但从“自强不息”，“严格律己”，“严厉家教”，“忠于职守”、“献身事业”等内审道德而言，曾国蕃委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忠实信守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人品和精神，对后人还有一定的楷模和借鉴作用。
    洪秀全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变动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以西方宗教相号召，以彻底批判儒教代表的中国旧的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建立“大同世界”为目标，发动并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他的精神是革新的，创造的。他领导的这个革命，颁布并部分实施了按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产品分配原则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其间为中国历史提供的这些东西，不但先前的封建帝王未敢梦见，也是太平天国前辈农民起义领袖从未提供过的。洪秀全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曾国藩却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比他的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政治家前辈们没提供更多的东西。当然，他首倡办洋务，首派学生赴西欧留学，是他的先辈未想过也未干过的事业。他跟上了西学东渐的世界文明潮流，对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外交事业的进步，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治的、历史的评价不能代替道德的、美学的评价。按封建道德（其部分内容已纳入当今社会主义道德范畴）标准衡量，曾国藩个人人格是比较完善的；洪秀全个人人格是有瑕疵的。由于洪秀全个人道德的不完善，主观上直接导致太平天国的内讧，造成太平天国政权的最后覆灭。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因为发动并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而远远超出曾国藩之上，因为我们究竟不能以道德的评价来贬低一位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象鹰那么高。

我们不能任意贬低这两位历史人物。只是他们的信念和思想观念有差别，命运天注定呵呵

两相比较，我还是佩服、尊崇我们的曾文正公！！！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在历史上他们所处地位不同，但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能简单地比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去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