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田家英少年时代的梦想advcontent end--> [TABLE][IMGA]http://[TR][TD][/TD][TD][SIZE=4](2003年04月19日 10:58) [/SIZE]<!--<h1>advcontent end</h1>-->[/TD][TD][/TD][/TR][TR][TD][/TD][TD][SIZE=4]<!--Snewssign--><!--enpcontent-->　　许多人都知道我的父亲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的生活。他离开家乡去延安之前那一段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少年时代的父亲有一个梦想———那便是当一名作家。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人靠祖父经营的一家小药店生活。曾家原是小康人家，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曾家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3岁那年，我的祖父就去世了，9岁那年，祖母也不幸去世了，父亲成了孤儿。 　　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深得祖母的疼爱，祖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的身上，6岁便让他进了私塾，以后又进城北小学读书，父亲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对祖母感情很深，在他幼年时代，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希望他成才。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1939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过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曾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尤其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她在我9岁时就死了，这是我幼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母去世后，父亲成了孤儿，哥嫂因再雇不起店员，强令父亲辍学，在药店当了一名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伙计“抓抓匠”。60年代，父亲经常下去搞农村调查，空闲的时候，他和同事聊天还常常忆起童年的生活故事。我听奚原伯伯讲，父亲曾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买卖的叫“生意人”吗？生意人的“意”，就是立着说话还要把话说到人家心里去的人，就是买卖人。这是他当店员第一天老板对他教诲，他记了一辈子。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如何整治老板，如何从钱箱里偷钱，他说这叫“就地取材”，药店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这就是父亲童年时代的生活，充满诙谐和苦涩。正如他的自述中说的：“在我12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过了近两年的学徒生活，就在他自称“放荡”生活的开始，有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他看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当一名作家成为少年时代父亲的梦想。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同伴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却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13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到：“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到1937年11月他离开成都去延安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诗歌等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父亲不断地写着，他把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用笔诉说着。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灯》、《路》、《街》、《窗》、《帘》、《井》等一系列散文，“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人们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表现出作者不凡的才气，尤其是他那流畅简练的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哪里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地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经过两年动荡生活的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靠很少的钱生活，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二三片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手捧名著，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到：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和两三志同道合的好友合作，一起创办同仁刊物。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刊物起名为《极光》，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怀念》和《手》：“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透视着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杂志出刊了，第一期居然卖掉二百多份，大家欣喜之至，简直无法形容。《极光》以后又易名《散文》双月刊，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着走一条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宣言》，这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有什么不一样呢？”“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高兴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兴地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埋怨父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铐：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于是，那手铐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曾伴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筹划行动计划。几年前，李鹏同志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读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作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特别是他对追求光明去路的决心———是到了奋起参与行动的时候了。这无异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表白书，也无异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临别誓言。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七千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16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他来到毛泽东的身边。父亲最终没能成为一名作家，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然面，当我细细品味，我发现父亲最终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文人的秉性，那么真实，那么有性情……（曾自／文，摘自《传记文学》）摘自以下网址[URL=http://www.dayoo.com/content/2003-04/19/content_1035382.htm]http://www.dayoo.com/content/2003-04/19/content_1035382.ht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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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田家英自杀真相
http://news.163.com　2005-05-25 17:10:40　来源: 网易历史　　　网友评论 192 条

田家英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走上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自杀。

　　深受器重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 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裂痕产生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 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不会保护自己，是很多曾姓宗亲的优点和缺点。
据公也忠，却保护的族人，并壮大曾氏；
文正公忠，免了国家空难，且人才辈出。
人不可不忠、不可玩小聪明、投机钻营，搏一时之成。而忠，又不可损了父母所给之身，成为孝也。
据公与文正公，都值得学习啊。

原來田家英係我地曾氏族人

自古有云:伴君如伴虎.

[QUOTE][B]下面引用由[U]曾宪佳石洞田[/U]发表的内容：[/B]

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不会保护自己，是很多曾姓宗亲的优点和缺点。
据公也忠，却保护的族人，并壮大曾氏；
文正公忠，免了国家空难，且人才辈出。
人不可不忠、不可玩小聪明、投机钻营，搏一时之成。而...[/QUOTE]
颇有同感！特别是“不会保护自己”。

第一次知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来也是我们的曾氏宗亲啊，[em05]